福山老城东门外。

福山腊月集。

1931年福山最东边的蓁山区。

1931年福山县地图。

福山区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物产丰富，海陆交通便利，具备很好的商业发展条件。在旧时，对乡村影响最大的商业形式，应首推集市。尤其福山大集，居千年县邑，傍芝罘大镇，周边村镇环绕，商路四通八达，既有商品集散之便利，又有旺盛的贸易需求，地利人和，得天独厚。

集址变迁

老福山县的大集始于何时已不可考。第一本《福山县志》修于明万历46年（1618），其卷二《镇集》一节中的“城市集”有如下描述：“三处，月凡九集。宣化街：逢三日集；东西街：逢六日集；平定街：逢九日集。”

目前为止，这是县级以上地方史志对福山大集最早的记载。可见福山城三、六、九赶集的习俗，最早在明万历年间已然存在，迄今至少400余年。但那时的福山大集并不在一处，逢三、逢六、逢九日集分别在不同的街道。

逢三赶集的宣化街，即后来的府前街，现已不存在，当年是一条长几十米、狭窄的南北向小街；逢九赶集的平定街也是一条南北向小街，后更名为鑫汇街，旧时全长50米左右。唯逢六日赶集的东西街，明朝时长400余米，直贯福山东、西两城门，是老福山县东西向最大主街，后更名城里街。

从三处集址可以看出，逢六的集市显然较大，人多货全，应是主要集日，逢三逢九的集市是一种补充，规模比较小。

明朝末年，福山大集有了变化。乾隆28年（1763）《福山县志》卷二《地里（理）·街巷》篇曰：“知县朱国梓改集于城外，逢三东门外集，逢六西门外集，逢九南门外集，至今因之。”

朱国梓出生于明代抗金前线——辽东广宁前屯卫（今绥中前卫），其父朱梅乃明末名将，曾与袁崇焕联手，于天启年间先后击败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所率大军，获得宁远保卫战大胜及宁锦大捷。崇祯四年（1631）起，朱国梓任福山知县，作为将门之子，他在任期间尤其关注城防，在这方面颇多建树。

一位如此成长背景的知县，将福山大集迁至城外，笔者以为，主要还是出于军事的考虑。崇祯年间，内忧外患时发，城防压力增大。福山的三处集市都占据着城内交通要道，战事一起很是碍事，平时演练也很麻烦。将其移至城外，实是必要之举。

而民国二十年（1931）《福山县志稿》所载，福山大集已归于一处。那么，这三处合一的变化，应发生在乾隆28年至民国20年这168年之间。

新中国成立后，福山城仍是三、六、九赶集，但集址发生过多次变化，大体趋势是离城区中心越来越远；虽如此，却不影响福山大集的热闹程度与人气。另外，福山大集最初基本是占道经营，1995年前后，才开始进入专设的广场式交易区，赶集占道问题从此不复存在。

特色摊区

集市上的商品，通常按种类集中成不同的摊位区，既便于顾客选购，出货也快，很有些集约化效应。福山大集摊区很多，不少摊区还极有特色。

福山大集鱼市兴旺，自古有名。探其原因，应与地理环境有关。福山北临黄海，1934年之前，境内自西至东带东南的一个拐角全为海滨。明万历年间《福山县志》对当时福山疆域东西边界的阐述如下：“东至宁海州界二十五里，至宁海州城七十里。西至蓬莱县界五十里，至府城一百四十里。”

直至1934年，福山疆域的东西边界基本与明代相同，海岸线西起现烟台开发区的八角港以西的汤家、侯家一带，中间包括芝罘岛，东至现莱山区大东夼、小东夼。

明代，这段海滨共有五座较大的海口（港口）。清朝时，卢洋海口废，其他四座至1931年时犹存。

如此漫长的海岸线紧围着黄渤海渔场，渔业不发达就不对了。四座海口分布均衡，离福山城最近者仅有10里，八角海口最远，距城50里，为渔船往来停泊提供了便利条件。旧时交通工具简陋，但人的脚力却健旺得多。为谋生计，早起到码头贩了鱼虾，奔波十里或数十里，将其携至人气旺盛的福山大集出售，在当时属正常操作。所以那时的福山大集鱼市，货源丰盈，是很重要的交易区，不仅规模大，鱼虾品种也相当丰富，许多人大老远地跑过来买海产品，包括烟台街里的人们。

从前，大集上出售的鱼虾全是在海洋捕捞的，基本是应季的鲜鱼，很好卖，价格也相当亲民，大多数家庭基本都能吃得起，只是吃好吃歹而已。现在十分受追捧的爬虾、海肠等，那时都被认为不是正经鱼虾类，根本上不了餐桌。

从前冷冻业极不发达时，鱼类保鲜的办法不多。商贩们就把一时卖不掉的鱼腌成咸鱼，福山当地叫“用盐卤一卤”；也可晒成鱼干，都增加了浓郁的淳香，别有风味，非常好吃。大集鱼市还有一种特产，就是将某种鱼籽（鱼卵）晒成干，整整齐齐码在小布袋里，摆在摊上出售。吃时将干鱼籽洗净、泡软，炒韭菜，和上菜包包子，或开卤儿吃鱼籽面，都是美味。

比起其它交易区，鱼市有独特之处：时效性特别强，卖鱼卖虾要趁新鲜。所以每逢集日，卖鱼的摊贩都来得很早，到县城时城门常常未开。另一特点，鱼市是水市，地面总湿漉漉一片，散集之后浓重的腥气仍经久不散，引来苍蝇成群乱飞。所以，鱼好吃，鱼市这种地方，却不是很讨人喜欢。明末崇祯年间，大集搬出城区后，鱼市就一直在城东门外，既不受城门开关的困扰，又避开密集的居民居住区，免去好多麻烦。因鱼市人气兴旺，后来，东门外一带就派生出清朝至民国年间福山最繁华的商业街：北店子街，街两边商铺林立，最多时近百家，街上人气很旺，购物者川流不息。

至今，福山大集的鱼市仍是很受欢迎的一大贸易区，也是最大的贸易区之一。除捕捞的鱼虾类外，摊上也有养殖的海产品，所以这里就更名为海鲜市，不受三、六、九限制，每天早晨都开市。人们想买海鲜的时候就早起半小时，到这里挑选一番，买了就走，极其便利。现在的海鲜市，卫生条件改善了很多，极少有苍蝇，只是地上的潮湿未变。

鱼市的兴旺，不仅丰富了福山民众的餐桌，也改善了福山当地的饮食结构。老福山人常戏称自己是吃臭鱼烂虾长大的，看似自嘲，细品却流露着些许炫耀与自豪。就算现在，福山境内的海岸线已大大缩短，大集的鱼市仍兴旺不已；福山人的餐桌上，还是离不开鱼虾及副产品。长久形成的饮食习惯，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而福山成为鲁菜之乡，鱼市之兴旺也居功甚伟。鲁菜中的海鲜菜肴，一直负有盛名，享誉海内外。

除鱼市之外，另一个很有特色、又为现代人不熟悉的就是大集的草市了。

草市又叫柴草市或柴火市。自古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上遍地的草、松树落下的松针，当地称松毛，都可挑到大集上卖钱，现在的年青人很难想象吧。

燃煤炊饮，或冬季生煤炉子取暖，在福山普及较晚，柴草需求自然就很大；即使清朝末年燃煤在城区家庭中日渐普及，也还是需要引火草。所以县城大集的柴草市仍不可或缺，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售卖区，还相当红火。到了集日，卖柴草的肩挑车推地来了，将担子或车子一溜儿排开好远，很有气势。

柴草市是干市，尤其忌火。一旦走了水（失火），周边房舍都得遭殃。另外，柴草担子或车子体积都较大，进出极不便。所以，几乎所有柴草市都在集市外围。福山大集也不例外，柴草市长年设在内夹河，即清洋河的东河滩上。

把柴草市安排在河滩上很有智慧。这里地方大，可以尽着柴草挑子铺展；周围没有房屋，完美地避开了起火时殃及池鱼的情况；紧靠滔滔河水，一旦哪个柴草挑子有个小火苗儿，处理起来也很省事。

柴草市的卖主，都是下苦力的人。买主进入草市，挑好了某担或某车柴草后，议价完毕，便在前头带路，卖柴者跟在后面，将柴火送到买主家，通常还得给人搬到放柴火的地儿码整齐，然后才能拿了钱走人。有些家口小的买主，要不了一整担柴，就得同另外一个买主分一担柴。这时卖柴人还得跑两家，担子前面那捆送一家，后面那捆背起来再送一家，格外麻烦。

在久远的岁月里，草市里那一代代的卖柴人，以及被他们捆得结结实实的柴火，曾源源不断地进入家家户户，送去许多温暖。后来，随着液化气与天然气的普及，柴草市才日渐式微，慢慢消失了。

骡马市是大牲畜交易区的俗称。现在我国许多大都市，包括首都北京，还都有名为骡马市的大街，而且均在老城的中心商圈周围，这都是当年集市贸易留下的印记。

凡集市中，骡马市一般都在边沿地带。据老人们讲，上世纪50年代时，福山县集的骡马市在现南关一带的东下河，起初是在清洋河的河套里；清洋河修了堤坝、砌了河堰后，骡马市就搬到了街边。骡马市上并不只交易骡马，像牛、驴等大牲畜也全在这里买卖。

大牲畜差不多是普通农家除房屋之外最大额的商品了，买卖双方对交易都慎之又慎。卖主想尽量卖个好价钱，又苦于不能精准地知晓市场行情；买主既想省钱，又怕上当受骗买了病畜、老畜。所以，买卖双方均迫切需要一位既懂行又不哄骗自己的内行出谋划策，这就促使骡马市场出现了经纪人这一行当。后来逐渐演变，骡马市的买方与卖方之间完全不直接交易，均由经纪人做中介。

在福山，普通农户能喂得起大骡子大马的很少，到了骡马市常常只买头驴，既好养又实用，所以，当地人便顺口戏称骡马市的经纪们为驴经纪。

骡马市经纪们一天的业务一般是这样开始的：看到有卖主牵着牲口入市，他便主动迎上去揽生意，取得卖家同意后，他就开始相牲口了。经纪们相牲畜的眼光是向老师学习加长期实践的结果，“看”是第一步，通过相看牲畜的皮毛、四蹄、双目、牙口、双耳及尾巴的形态等，肉眼识别牲畜的健康状况与强壮程度。看完之后，还要摸、量、蹓、试等等，一系列操作下来，对这头牲畜的各方面情况有了数，经纪对卖主悄悄指出这牲口的种种缺陷，以求压低卖主心里认定的售价；卖主则把自己的牲口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力争个高价。经艰难谈判双方意向达成，经纪人又开始帮着找买主，当着买主的面盛赞这牲口的优点，以期抬高价钱。

骡马市的经纪们与卖方及买方讨价还价时决不可直接说出，而是在袖筒里或某个遮盖物底下比划手语。这套骡马市谈价钱的手势基本全国统一：一至五个数，伸几个指头就代表几；拳头虚握，大拇指与小拇指向上翘起，代表六；大拇指、食指与中指捏在一起谓之七；拇指与食指叉开为八；其它四指虚握，食指一勾是九，五指握成拳头就是十。这套手势现代人也常用，大约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无数代骡马市经纪们当年玩剩下的。

骡马市的经纪是一手托买卖两家的人，一般来说报酬也由买卖双方按成交额比例付出，交易好的时节经纪们拿成交额的百分之五，“买三卖二”，即买家出百分之三，卖方出百分之二。世道不好，成交量低迷，卖主不赚钱，经纪们竞争也激烈，这时成一笔买卖经纪只拿个二块三块钱的也有。

卖主卖了牲口，拿着钱走了，活跃在当地集市的经纪人却走不了，还要依托集市讨生活，正可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骡马市里的经纪们必须踏实可靠，既有相牲口的丰富经验，又能精准地把握市场行情，还得有信誉，两头哄骗是不能持久的。谈买卖时，经纪们可以巧舌如簧，也可以时而耍点儿小手段，却不敢失了大原则大分寸。底层买卖人的圆滑、狡黠与诚信，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骡马市的交易通常与农村经济密不可分。好年成骡马市就兴旺，买主与卖家精气神儿都不错；连年遭灾，饭都吃不上，骡马市就萧条。新中国成立后，骡马市也经历了由兴到衰的过程。最兴旺的时期是1958年至1980年，这期间农业机械还不多，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田耕作，大规模劳动，集体贸易与运输，都离不开骡马。那时每个生产小队都有饲养室，骡马在槽，牛驴在舍，是各生产队的标配。这无疑催生了骡马市的繁荣。

只要有骡马市，就有经纪人，建国后亦如此。这些在骡马市纵横捭阖的经纪们经验丰富、精明懂行，是大牲畜交易中良好的媒介，促进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后来，随着农业机械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骡马市渐渐退出集市，骡马经纪人这一传世很久的行当，也成为历史陈迹。

大集新貌

农村集市与现代店铺的贸易形式不同。集市里，卖家与买家之间的贸易模式更像日常的社会交往，双方在对商品的讨价还价中，渐渐接近了各自认定的最佳性价比，然后你愿买我愿卖，言来语去地就成交了，很有烟火气。福山大集至今仍然保留了这种贸易传统。

福山大集最近一次搬迁发生在2009年，数百年的集市搬到县府街西端的南北向大道——奇泉路边。区里专门为大集建了一方约73亩的宽阔市场，既有柜台区，又有零散摆摊区。各摊区的货物相当齐全，可说应有尽有。卫生条件与购物环境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因为地处特色水果产区，福山大集每年都有几个水果集中销售期，三、四月是收摘草莓旺季，五、六月杏子成熟，秋天桃子和苹果大批进入市场，近年夏天至仲秋又添了无花果……届时，福山大集上这些应季的水果就很多，每天早起就有果农在市场设摊儿，逢集日就更热闹了，果香遍地。最壮观的是每年春天大樱桃红了的时节，各个品种的大樱桃如潮水般涌进市场，如玛瑙般在阳光下闪烁，除赶集的人外，各地客商也纷纷到集上设点收购，每天的大樱桃成交量以上百吨甚至数百吨计，谁能想到？！

现今的福山大集虽在城区外围，但交通十分方便，城区民众想赶集，驱车由县府街、西山路、汇福街等数条东西向街道一直向西，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便进入奇泉路，不远即到了集市。

也有几路公交车经过福山大集。集日时，车内常人满为患。值得注意的是，车上以老年人居多。不逢周末，中青年要上班，自是不能来赶集；即使逢周末，年青人来赶集的也不多。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更愿意到超市买了东西就走，大约已不太接受赶集这种商业模式。

但其实福山大集真的很方便。卖家早早便去了，将摊子铺排开，满怀期待地等着顾客。买家们六点钟从家里出发，到集上买了所需物品回家，决不耽误吃了早饭上班。三、六、九日逢集，人流如潮，车如流水。烟台街上的退休老人们也常约了伴儿，坐着公交车到福山来赶集。数百年的福山大集，焕发出了崭新的生机，我们也希望它会有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