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1921年7月，当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聚集在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那幢石库门建筑客厅中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启一项彻底改变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轨迹乃至重塑世界政治版图的惊天伟业。

今天看来，将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搬上银幕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一百年前那桩大事的客观过程是年轻人相聚几天，通过几个决议。凭这段故事，要转换成两个多小时时长的无数个镜头画面，要可看耐看，并需面对前人就此题材已有过的多方尝试，难乎其难。

面对这样的“开天辟地”和“难乎其难”，电影《1921》赢得一片喝彩，究其原因，固然有电影作为综合艺术所需方方面面的协同发力，但更在于创作者紧紧扣住了一个核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大主题。

《1921》中有两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杨开慧望着天上的烟火，向毛泽东发问，“人生好短，短到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今天的付出还有意义吗？”毛泽东坚定地回答，“当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即便是一无所获，也值得”；在中共一大结束前晚，刘仁静不无担心地问毛泽东，“分歧那么大，明天还能不能通过？”毛泽东的回答同样铿锵，“能！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推翻旧世界。仅此吗？还因为我们的理想也一样，盼望着建立新中国，大家想要的人民做主的新中国！”

“理想”——在中共一大举行的首尾，从毛泽东口中两次坚定吐出的这两个字是《1921》的关键所在。影片之所以凸显这一点，并非出于“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而是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家境并不差，仅从物质层面并不存在“穷则思变”的理由与冲动。他们愿意放弃安逸优越的生活，乃至承担在今后遭遇酷刑或杀戮的风险，如果没有坚定而强烈的理想信念支撑，这一切就无从解释。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这个在当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的新型政党，方能做到仅用28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

当然，电影如果仅仅只是紧扣理想这一核心而缺乏相应合情合理合史的艺术表现支撑，则会导致空泛乃至虚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1921》又精心建构起了坚实的两翼，即紧紧围绕1921这个时间轴，向前向后、向内向外进行时空延伸，描绘出席会议的代表们那些丰富而生动的细节。

在《1921》的首尾，各有一段蒙太奇式的多时空混剪。大幕开启，观众跟随陈独秀的视角，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上积贫积弱、民智未启的混沌日子，感受即将影响全球的风云变幻。而到了嘉兴红船出现时，银幕上出现了一串快速的时空切换剪辑：杨开慧牺牲、邓恩铭牺牲、何叔衡牺牲……从1921年到1949年，既有无数怀揣理想的生命消失在追逐理想的岁月中，亦有动摇者、变节者混迹其中。这种以1921年的上海为轴心，向前向后、向内向外的时空拓展，充分调动了镜头语言，扎实而形象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个关键问题。

如果说《1921》的主情节是中共一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么围绕着会场内的主场景，更多会议前与会场外与会代表的种种活动细节则栩栩如生、耐人寻味。比如刘仁静、邓恩铭和王尽美三个20岁左右的年轻党代表，到上海驻地刚安顿下来便跑去大世界看哈哈镜。比如毛泽东受李达、王会悟夫妇之邀共进晚餐后返回途中，巧遇法国人在法租界为国庆狂欢，而中国人却被拦在外面。毛泽东愤然挤出围观人群，奔跑起来，速度越来越快，步幅越来越大。诸如此类生动鲜活又充满寓意的生活细节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正是这些丰富细节的支撑，影片中那些人物才得以活起来、立起来。

作为一部围绕重大主题创作的文艺作品，《1921》成功的原因有两条。首先是对表现对象有着深入而科学的认知与理解。建党百年这件大事有两个客观事实，一是建党之初只有50余名党员的政党何以只用28年的时间就“换了人间”，后来这个政治组织何以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让长期积贫积弱且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摆脱了贫困，还成功坐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复，就是如何科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更是保证作品基调不走样的原则问题。其次则是对艺术规律充分而有个性的尊重。确有个别作品，题材重大，主题积极，但就是不好看。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功夫不到就是能力不足。相比之下，电影《1921》以青春化表达让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进行对话——银幕中的年轻人探索未来，银幕外的年轻人重访历史。这些努力为重大主题文艺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作者：潘凯雄，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