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峻青

《烟台散文微刊》2026 第 3期

（总第 965 期）

主办：烟台市散文学会 

协办：烟台市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綦国瑞

主　　编：邓兆安

执行主编：崔景友

本期执编：崔景友　乔　双

小胡同里的时光

◎姜惠泉

前些天回老家参加侄孙的婚礼，遇见了儿时的伙伴。我们都已年过半百，鬓角染霜，可说起童年趣事，一个个眼睛发亮，仿佛又变回了当初的模样。笑声震得房梁簌簌落灰，脸上绽开的皱纹，也像秋菊般舒展开来。

这笑声，一下子把我拽回了那条我们曾共同居住过的小胡同。

胡同长不足三十米，宽仅一米有余。若两个大人并排走，肩膀便会蹭到两侧的土墙。它窄得刚好容下一辆独轮车通过，推车人还得小心蹭着手。那些年，生产队分的棉花秸做烧柴，因为车子进不来，只能一捆一捆地抱回家。

就是这般狭窄的一条胡同，挨挨挤挤住了六户人家。光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就有二十多个。

我们大多出生在60年代，那是个物质与精神都相对匮乏的年月。弟弟妹妹拾着哥姐的旧衣穿，哥姐的衣服又多是父母旧衣改的。花花绿绿，补丁摞补丁，谁也不觉稀奇。冬日里，每人几乎只有一身棉衣裤。雪白的棉絮从破洞里钻出来，在寒风中微微颤动，仿佛要与漫天的雪花比一比，谁更洁白。

孩子们的袖口更是“亮眼”——由于常用来擦鼻涕，磨得锃光瓦亮，像套了一副古代暗沉的铠甲，成了冬天又一“景致”。

吃的饭食也十分简单。冬天煮地瓜，秋天啃玉米，饼子窝头无非是地瓜面与玉米面轮回。辣疙瘩咸菜、大葱辣椒捣成的“椒子酱”，便是主要的下饭菜。夏天还有些自家种的蔬菜，一到冬天，萝卜白菜便成了新鲜的食材。即便如此，对胡同里更困窘的少数人家来说，填饱肚子仍是每天的奢望。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这群孩子，依然拥有一个无忧无虑、快活无比的童年。

胡同里六户人家，除了一户姓付，其余都是同宗本家。付家的房子，紧挨着我家的南屋。他家三间北屋，我家两间半南屋，相距不足一米。两檐之间的缝隙，窄如一线天，那是我和姐姐常玩耍的“秘密通道”。

每到盛夏，为了通风凉快，家家都会撕去木格窗上糊的纸。于是，透过空荡的窗棂，不仅能看见对家的情形，连说话声也清晰可闻。我们两家闲聊起来，比一家人还方便。

付家的男主人叫付明森，在遥远的东北林业部门工作，一年只回家一两次。妻子是本家的外甥女，在家务农，带着三个孩子。

付明森个子很高，约有一米八，身材挺拔。秋冬回来，总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着两支钢笔，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亮得能照出人影。他为人极和善，见谁都笑眯眯地主动招呼。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给家的信常是工整漂亮的小楷；说话略带口吃，开口前嘴巴总要张合几下，才能吐出清晰的词句。他还是个戏迷，唱得有板有眼，是位标准票友。只要在家，无论是灶间忙碌，还是房中踱步，总是曲不离口。有时兴起，还会和我母亲隔着那扇没纸的窗户，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唱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他每次从东北回来，都会带些新鲜玩意儿。70年代初，他带回的爆竹个头惊人，响声震天动地，炸碎的红纸能铺满半个院子。我们第一次吃松子，也是他送的。那股独特的松木清香，至今难忘。前些天姐姐还提起：“那时松子吃完了，嘴馋，又不好意思再要，就总找借口往他家跑。现在想想，真好笑。”

他的爱人个子不高，方脸盘，齐耳短发。见人未语先笑，性子温和，从不与人争执，总是一副任劳任怨的模样。下地干活时，头上总围一条方巾，防风也遮阳。

他们的大女儿叫欣，和我姐姐同岁同班，两人常在一块写作业。二女儿晚霞，比我小三四岁，从小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玩。儿子叫军，年纪更小些，那时常光着屁股，屁颠屁颠地跟在我们一群大孩子后头跑。

我家北面，住着本家其智大伯。他原先在青岛的纺织厂做工，不知何故，后来回到老家务农了。他个子不高，皮肤晒得红黑透亮，背微驼，走路总爱把双手交叉背在身后。他言语不多，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可每句话都像秤砣，能稳稳地砸在点子上。

大伯的爱人，却是胡同里有名的“厉害角色”。她快人快语，说起话来像撒豆子，噼里啪啦。管教起自家孩子来更是严厉，她有一招“秘密武器”——专拧孩子的大腿根。每当胡同里响起孩子那陡然拔高的、凄厉的哭喊声，大家便知道，准是大娘又在“执行家法”了。

大伯家里上有七十多岁的父母，下有四女一男五个孩子，全靠大伯、大娘和大女儿小华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养活一大家子。这种劳动力少、人口又多的家庭，到了年底反而倒欠生产队的，生活的艰难可见一斑。

小华个子不高，比我和姐姐大十岁左右，有时候父母晚上有事不在家，她便过来跟我们做伴。我们三个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听到风吹草动，我和姐姐就吓得钻到她身后躲起来。

老二斋是个男孩，比我大三四岁，个子长得高，是个老实孩子，不像一般孩子那样调皮捣蛋，走起路来慢慢悠悠，说起话来也不紧不慢，并且非常会讲理，好似得到了大伯的真传，我们送他个外号“周铁嘴”。

老三叫梅恩，属马，和我姐姐同岁，是要好的玩伴，跟我也同班。她性子泼辣，心直口快，颇有几分大娘的遗风。在学校里从不受男孩子欺负，甚至很多男孩都不是她的对手，当真有些“巾帼不让须眉”的架势。

有一年，梅恩手上长了个瘊子，用“瓜露”（萝藦）点了很久都不见效。她大概是烦了，心一横，竟自己拿起剪刀，眼都不眨，“咔嚓”一下就把那瘊子连根剪了下来。顿时鲜血直流，她却毫不在乎，反而把手伸到我们面前，脸上带着一种混合了痛楚与得意的神色，炫耀她这“辉煌”的战果。

她的两个妹妹，大嫚和二嫚，是双胞胎，比我小四岁。大娘忙不过来时，常把她俩交给我照看。于是，我便成了晚霞、大嫚、二嫚这三个小不点的“顶头上司”，时常领着她们在狭窄的胡同里，进行我们那些无穷无尽的、小小的冒险。

再往北，胡同最尽头，是其荣大伯家。他家大门朝南，正堵在胡同的北口，让这条本就狭窄的巷子成了个“死胡同”。

其荣大伯家有三男一女，年纪都比我大。最小的叫言寿，大我两岁，是我的同学，更是我那时最要好的朋友。言寿脑子灵光，却偏偏不爱读书。若论调皮捣蛋，他若称第二，整个胡同没人敢认第一。背书算是他在学业上唯一的“体面”，只要老师布置背诵任务，第一个举起手的准是他。这本事，他从小学一直保持到了初中。

言寿比我大，胆气又壮，自然成了我的“保护神”。我也跟着他，做了不少“坏事”。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片菜园，种些瓜果蔬菜，成熟后按人头分给各家。鲜嫩的黄瓜、香甜的瓜果和红彤彤的西红柿，就成了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眼里最勾人的“猎物”。我们管偷瓜叫“打瓜围”。

记得有一天，我和言寿去地里挖野菜喂猪。路过四队的菜园时，看见一片黄瓜地，翠绿的黄瓜顶花带刺。言寿眼睛一亮，压低声音对我说：“走，摘几根黄瓜去！”我心里发慌，瞄着远处看园子的窝棚：“有人看着呢，逮着咋办？”“怕啥，跟紧我。”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带着我钻进了菜园旁茂密的玉米地。七月的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叶子喇人。我们在青纱帐里窸窸窣窣地穿行，慢慢靠近菜园边缘。言寿突然一摆手，身子伏低，用气声说：“趴下，匍匐前进。”我赶紧照做，肚子贴着潮湿的泥地，心脏怦怦乱跳，好像要撞出胸膛。我们像两个小战士，一点点爬进了黄瓜地。

透过瓜叶的缝隙，我看见看园子的老头正躺在窝棚下的凉席上，蒲扇盖着脸，鼾声隐约可闻。我又怕又急，胡乱揪下三四根最近的黄瓜，塞进篮子，就慌忙往回缩。回头一看，言寿却稳得很。他竟悄无声息地爬到了离窝棚更近的地方，不紧不慢地专挑顶花带刺的大黄瓜摘，直到篮子里装得满满当当，才从容地退回来。

回到玉米地的荫蔽下，他瞅了眼我篮子里那几根瘦小的“战利品”，咧嘴笑了，带着点得意的神情：“你也太胆小啦。”

言寿的胆大，可不止于“打瓜围”。那个年代，供销社玻璃罐里花花绿绿的糖块，对我们有着致命的诱惑。没钱买，怎么办？言寿有办法。他神秘地对我说：“我家有尊铜佛，砸了卖铜，换糖吃！”他从床底翻出那尊小巧的铜佛，是两片合起来的，看得出有些年头，做工也精细。“得砸碎，不然供销社的人认得。”他说着，手起锤落，“啪”一声，半片铜佛应声裂成几块。换来的糖，甜得我们眯起了眼。若佛祖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前些年见到言寿，聊起这事，他倒是一脸惋惜：“那铜佛要是留到现在，说不定能值不少钱哩！”

胡同西北角，是其礼大伯家。他是其智大伯的亲哥，去世得早，我从没见过。其礼大娘一个人拉扯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比别家更难。大娘也是个泼辣要强的人。记得有一次她在院里杀鸡，一刀下去，鲜血喷溅。她以为鸡死了，随手扔在地上，没承想那鸡扑棱着翅膀，竟带着淌血的脖子，一下子飞到了墙头上。大娘气得跺脚大骂。当然，那只命运多舛的鸡，最终还是没逃过大娘的“魔掌”。

她的小儿子言森，六零年生，比我大七岁。他待人接物有种超乎年龄的稳重，说话办事总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每年大年初一，本家兄弟们结队给长辈磕头拜年，总能得到些糖果瓜子。哪怕只是指头大小的一块糖，言森接过来时，也总是恭恭敬敬地伸出双手捧住。我们这群不懂事的毛孩子当时还私下里笑话他“酸文假醋”。如今想来，在那般困顿的日子里，他能保有这份源于骨子里的、对他人赠予的尊重，是何其珍贵的教养。想到自己当年的嘲笑，心中唯有惭愧。

其礼大伯家的南面就是其芳叔的家，他和我父亲是亲堂叔兄弟。他家的屋山墙正对着我家的大门，那个时候，我常常把吃完的地瓜皮和蒂把，摔到他家的山墙上，星罗棋布，像是一块块狗皮膏药。只是这种恶作剧，经常会受到长辈的训斥。

其芳叔个子也很高，跟父亲差不多，精瘦的身材，很有把力气，无论干什么农活，都是一把好手。他还善于讲故事，能把别人逗得哈哈大笑，喘不过气来，他却显得一本正经。婶子心灵手巧，一把剪刀一摞红纸，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各式各样的窗花，就像变魔术一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周边几个村都颇有名气，每逢家里过年、办喜事都少不了她的作品。

他们育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长子言军六二年生人，比我大五岁，娇姐比姐姐大一岁，她们是同班，小儿子叫言兵，比我小几岁。那个时候都是言军带着我玩，他把自行车的旧辐条用锤子砸扁，再用我家的磨石磨出锋刃，把它绑在一根细棍上去捅壁虎，以此为乐。他还用自行车链条给我做了一只玩具枪，高兴得我天天把它别在腰里，头上再戴着用柳条编的帽子，像电影里解放军那样，耀武扬威。

最后一家就是其信大伯家，是其智大伯的弟弟。其信大伯也是同其智大伯一样，都是从青岛纺织厂回来的。他的家庭非常不幸，家里住的房子发生过三次火灾，前两次我不记得，最后一次发生在半夜，他家里人从梦中被惊醒，跑到街上大呼“起火了！”左邻右舍披着衣服，提着水桶，拿着铁锨从四面八方奔涌过来，虽然大火最终被扑灭，但已经被烧得梁倾房塌，面目全非。

后来房子又重新盖了起来，可是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二十多岁如花似玉的二女儿因病去世，悲痛还未走远，十几岁的小儿子又步其后尘，真是“祸不单行”。

我与他的大儿子言平是同学，从小在一起玩耍。前些年，言平也因病离开了人世，才五十七岁，还抛下了两个没有结婚的儿女。

这些关于胡同的记忆碎片，最后都消融在侄孙婚礼那震落房梁灰的笑声里了。这笑声与我们当年的一般无二，只是笑着的人，都已白发苍苍。

那条长不足三十米、宽仅一米的死胡同，连同里面挨挨挤挤的悲欢、补丁摞补丁的温暖、胆大包天的冒险，还有那些猝不及防的离别与叹息，都早已在岁月的变迁中，被推平、抹去，了无痕迹。

我们曾是那里吵闹的主角。如今，我们是这里安静的宾客。当喧闹的礼乐再次响起，我忽然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就像其信大伯家那场半夜的火，曾经那么炽热、明亮地燃烧过，映红了半条胡同的脸，然后，在风里安静地化为了灰烬与记忆。

举杯时，我在心里，为那条再也不见的小胡同，默默敬了一杯。敬它的狭窄，赐予了我们广阔的童年；敬它的贫瘠，滋养了我们富足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