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峻青

《烟台散文微刊》2025 第 62期

（总第 932 期）

主办：烟台市散文学会 

协办：烟台市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綦国瑞

主　　编：邓兆安

执行主编：崔景友

本期执编：乔　双　王兆娟

抗日县长孙执中

◎姚玉安

在山东省龙口市，提起老县长孙执中，尽人皆知。至今，人们对他担任黄县（今龙口）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期间，带领黄县军民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沉着冷静，运筹帷幄，促成黄城和平解放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仍赞叹不已。

出身革命家庭，学生时代倾向革命

1920年6月3日，孙执中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孙步青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中国北方辛亥革命领袖、民主革命先行者徐镜心先生，积极从事推翻满清专制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家乡创办了中村尚德小学（现中村小学前身）并出任校长。

1926年，孙执中进入尚德小学读书。这里的教书先生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不仅仅传承文化，更是播撒种子。父亲的言传身教和教书先生的耳濡目染，让少年孙执中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1933年，孙执中考入黄县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36年毕业后，他考入潍县广文高级中学。1937春，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孙执中，因在校组织同学办墙报、闹学潮，遭到学校的制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他毅然决定休学回到家乡，在父亲创办的中村尚德小学担任教员。

他在回忆自己求学的心路历程时写道：“我从小得到了父亲和尚德小学教书先生进步思想的启蒙，在黄县县立中学读书时，受到了杨沛如、张静斋两位老师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潍县广文中学读高中时，深受王焕煦等同学爱国思想的影响。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华，‘绥东抗战’、‘长城抗战’时期，中国正处于日本侵略危机中，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上海‘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等。我关注着全国各地救亡事件，努力学习，也曾经阅读过许多的进步书刊和杂志，参加过学校的学生爱国活动。这些为我日后参加抗日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尚德小学任教期间，为了收集抗日信息，孙执中利用课本知识，在家里架起了无线电收音机。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保家卫国。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与中村尚德小学校长姚凤仁、教师孙毓泉等共同组织学生游行，他们到周边村庄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一边向群众传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武装保卫山东》等抗日歌曲，一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寇，还我河山”等抗日口号。

1937年10月，共产党员仲曦东受党组织委派，按照中共北方局“脱下长衫，去农村发动游击队”的指示，从济南回到家乡开展抗日工作，发动抗日武装。他以王村小学教员为掩护，与丛鹤丹、周绍明等人一起积极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11月底，发起成立黄县抗日救亡团。之后，救亡团吸收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及进步青年参加。1938年1月30日，救亡团成员在黄格庄举旗起义，建立黄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

1938年2月上旬，日军第五师团3000人，自青岛沿青烟公路进犯，占领烟台、福山后，兵分两路，其中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掖县。

1938年8月，一心倾向革命的孙执中与姚凤仁、孙毓泉等人共同参加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黄县中学旧址举办的国防教育训练班，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21岁当选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带领黄县军民艰苦抗战

1938年9月，孙执中加入中华民族先锋队。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胶东区党委民运部宣传干事、黄县民动会秘书、黄县选举委员会主任。1940年担任中共黄县县委民运部部长、中共黄县委宣传部部长、民动会主任等职。

1941年7月，孙执中当选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此时刚满21岁的孙执中，身姿挺拔，高大魁梧，有着北方汉子特有的硬朗。他身穿一件破旧的粗布军装，脸庞刚毅冷峻，两只大眼炯炯有神，他在就职仪式上铿锵有力地说：“我们要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团结各阶层的抗战人士，巩固农村统一战线，领导黄县人民与日伪作顽强的斗争，坚持到抗战胜利，誓死保卫家乡”。

这时，黄县的抗日武装斗争正值艰难阶段，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清乡”“扫荡”“蚕食”。白天，敌寇时常上山扫荡，晚上也经常摸上来偷袭。孙执中和战友们依托南部山区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

为躲避鬼子袭击，不累及村中百姓，我抗日武装队伍常常露宿山野。1942年1月12日，黄县抗日民主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孙执中带领县政府、县大队的同志宿营在慕院夼的山上，天寒地冻，他们就在地上铺一层干草，身上盖着被子睡觉。一觉醒来，竟发现被子上面落了一层雪。这次活动，他们本来只想住一天，但第二天，县政府教育科长王辰文前来请示孙执中：“县长，我正在开会，能不能在这里多住一天”。孙执中生怕情况有变，说：“多住一天比较危险，你去把县大队副大队长李玉玺叫来商量一下。”李玉玺过来后向县长汇报：“县长，没事，我把岗哨放好了，每个山头安排一个排的兵力警戒”。这样，大家在山上多住了一天。

14日拂晓，孙执中正和大家在操场上跑操。突然，枪声传来，敌人包围上来了。这时，敌人武器装备占有绝对优势，孙执中等人马上回慕院夼村拿上文件，在警卫连的掩护下，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从慕院夼东边山沟成功脱险。李玉玺率县大队战士英勇突围，却牺牲在半山坡上。这次战斗，我方损失严重，县大队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共27人牺牲，并有26名战士负伤。这就是黄县抗战史上著名的“慕院夼突围战”。

慕院夼战斗后，敌寇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汉奸走狗到处散布谣言，叫嚷“县大队被消灭了”，“县政府被打垮了”。在敌人的谣言蛊惑下，原先自觉向抗日政府纳捐缴粮的敌占区乡、村，不敢再接受我们的合理摊派，一些从来不向敌寇缴款纳税的山区村庄，也被迫资敌。

为打击日伪军的反动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共黄县县委决定，加大抗日宣传力度，利用武装大游行的形式，向敌人展开积极的政治攻势，彰显我军实力，戳穿敌人阴谋。

1942年春的一个夜晚，黄县县长孙执中和北海独立一营营长刘景腾一起，带领县大队、北海独立团一营，由莱山出发，途经归姜，过烟潍路，插入敌占区，沿路向各村武装游行，浩浩荡荡。半夜时分队伍在南乡城村暂驻，连夜召开了一次由附近许多伪区、乡、村长和群众参加的宣传大会。会上，孙执中代表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宣讲了当前的抗日斗争形势，宣读了我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向他们展示我方的骑兵队伍及机枪等武器装备，达到震慑敌人、鼓舞人民的目的。继此次武装大游行之后，县大队在北海独立团配合下，又组织了几次武装游行，让敌占区群众看到了我抗日政府还在，县大队不但没有垮，而且力量雄厚，从而进一步坚定了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后，山区村庄不再资敌，不少敌占区的区、乡、村主动向我方缴粮纳捐，支持抗战。

黄城阳村地处黄县南部山区，地势险要，曾长期作为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驻地。孙执中与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一道，在黄城阳一带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们依托南部山区，集聚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织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建设，坚持开展抗日斗争。黄城阳村也因此成为我八路军胶东的后方补给中心。后方战地医院、兵工厂、被服厂、修械所等机构先后在这里驻扎。

抗战时期，丧心病狂的日寇对黄城阳村犯下了滔天罪行，先后对黄城阳村进行了八次扫荡，其中较大规模的有5次。最残酷的当数1940年“六·一”大扫荡和1942年冬天的“拉网合围扫荡”。敌人的疯狂扫荡几乎把村庄烧光了，残酷屠杀20多名人民群众，让黄城阳这个200多户人家、800多人的村庄几度成为废墟。孙执中曾亲眼看到一次就有20多人被敌人残酷杀害。然而，英雄的黄城阳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鬼子凶狠地把房子烧了，老百姓再盖。盖了又被敌人再烧，烧了再盖，反复多次。后来，老百姓就上山盖草房子，隐隐约约地分散在山里，避免敌人再烧。

黄城阳在胶东地区属于被敌人杀害数最多的地方之一。孙执中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姐姐听说我任县长，担心我年轻不行，就说不行就到甘肃省大哥那儿，到国民党的后方去，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得为老百姓干事，不能当逃兵。”

1943年，抗战形势逐渐好转，黄县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形势，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主动进攻。此时，孙执中领导黄县军民开展了强有力的对敌政治、军事攻势。4月26日，黄县独立营夜袭大园据点，在两名伪军的内应下，成功突袭日伪大园据点，毙伤伪军29名，缴获英式步枪19支，子弹1000余发；1944年1月23日，黄县两个区中队与北海独立团一营协同作战，激战90分钟，攻克招远伪军驻黄山馆据点，炸毁碉堡4座，消灭敌人20多名，俘虏47名；1944年月23日，黄县独立营参与龙招路秋季攻势，与招北县大队联合行动，成功摧毁洼子，槐树庄、张星、小李庄、杜家集等5处据点，彻底瓦解了日伪军在龙招路的防线；1945年3月2日，黄县独立营在龙招路要道设伏，成功伏击日军车队，重创敌军，阻止了敌人对玲珑金矿资源的掠夺。这些战斗展示了黄县独立营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为抗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时黄县独立营通过送宣传灯、对敌喊话、记“红黑”点、一封信等活动，加速了日伪组织的分崩瓦解；先后攻克并逼迫敌人撤出了山后曹家、大陈家、芦头、石良集、北马、中村、羊岚等日伪据点。

未放一枪一炮黄城和平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八路军北海军分区，中共黄县县委，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向驻黄城的日伪军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他们向我八路军及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投降。同时成立了专门的受降办事机构，由县长孙执中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这时，山东胶东半岛的日伪军陷入混乱状态。黄城（今龙口市）作为胶东北部的重要城镇，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这里驻守着伪警备大队近千人、日军140多人。伪警备大队人员构成复杂。一部分是少数人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铁杆汉奸；一部分是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的观望派；大多数是当兵吃粮的贫苦士兵。这样，在我军和抗日政府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下，伪警备大队分化成三派势力，即以副大队长林香圃为首的“明智派”，倾向与八路军合作，他们是想早日摆脱汉奸的罪名，上可对得起人民，下可免除千古骂名。但是，顾虑重重，毕竟做过一些错事，甚至于欺诈压迫老百姓，犯下了许多罪行，怕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宽恕；以国民党员徐雷林为代表的拥蒋派势力，妄图投靠国民党，等到国民政府派人来受降，混上个一官半职；而伪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杜祖广则是顽固派的核心，深知自己作恶多端，妄想等待机会，负隅顽抗，逃脱人民的正义审判。

综合上述情况，孙执中县长制定以屈人之兵，不动一枪一炮，向林相甫为首的明智派申明大义，告诉他们投诚是可以得到人民谅解，是戴罪立功的唯一机会，争取把他们和平改编，这是上策。同时也切实准备了下策，以八路军北海独立团、黄县独立营强大的军事攻势为准备，做好实施军事打击，武力解放黄县城的预案。

8月19日，孙执中安排我地下党员赵家彦和丁尔迁，具体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以便分化瓦解敌人。丁尔迁通过纪仲超（林香圃的徒弟）展开秘密行动。纪仲超深夜潜入林香圃的住所，以师德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纪仲超平时常请林香圃吃喝，并且互相帮助，二人感情很深。林香圃早有寻找出路归顺人民，希望洗脱汉奸罪名的想法。纪仲超告诉林香圃，抗日民主政府保证投诚的人员安全，并可以改编为八路军。林香圃当即同意与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谈判。与此同时，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通过伪军的亲朋好友做伪军中下层官兵的反正工作，使中下层官兵懂得了自己身为伪军，老婆孩子当伪军家属都是不得人心的。我抗日民主政府对每个伪军都记有红黑点账目，做了好事，记红点，做了坏事，起黑点，只要反正了，还可以重新做人，改编后可扬眉吐气地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特别是普通的伪军，起初当兵只是因为生活所迫混口饭吃。现在解放区的贫苦农民正在受益于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地租最少减去了三分之二，甚至可以不用交租了，高利贷也免除了。这些家属给伪军捎信传话，告诉自己当伪军的儿子、丈夫，快点投诚吧，这是唯一的出路。一番策反宣传坚定了中下层官兵反正的决心。

次日，黄城突然戒严。拥蒋派徐雷林四处扬言“国军才是正规军，25日就要来接管”，结果林香圃闻讯后犹豫不决，他有三怕，一怕国民党来了找他算账；二怕当八路军吃苦；三怕抗日民主政府答应他的条件不能如实落实。危急时刻，孙执中果断决定派赵家彦乔装成商人再次入城，与丁尔迁联手劝说纪仲超：“机不可失，若再迟疑，恐遭灭顶之灾！”他们向林香圃重申八路军的宽大政策，并带来黄县县政府给开明绅士姜彝丞、仲子青的亲笔信，恳请二人出面规劝杜祖广。

8月21日清晨，北海独立团与黄县独立营1300余人在司令员孙端夫、政委刘浩天的指挥下，将黄城团团围住。城外，战士们架起云梯、埋设炸药，摆出强攻姿态；城内，林香圃召集亲信中队长，他说：“杜祖广已弃城逃跑，日军成了惊弓之鸟，此时不起义，更待何时？”

下午，孙执中与林香圃的代表在松岚村秘密会面。孙执中拍着桌子承诺：“只要放下武器，八路军保你们身家性命！”林香圃最终下定决心，当晚9时率伪军近千人携重机枪1挺，轻机枪15挺，枪械600余支，汽车两辆从西门出城，徒步行至徐家庄向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投诚，受到八路军首长、抗日民主政府及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北海军分区特务一团”，林香圃任团长。而杜祖广则趁乱裹挟日军残部逃往烟台，最终在1947年胶东战役中被击毙。

黄城战役的胜利，未放一枪一炮，宣告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黄城和平解放，为我军在战后接收城市积累了宝贵经验。当时的《胶东日报》评论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黄城之役，乃我党政策之胜利，亦民心所向之明证。”这一策略在后续的烟台、青岛解放中被多次复制。

黄城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采用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围而不打，“以战促和”战略的生动体现。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胜利，不仅在于战场上的硝烟弹雨，前赴后继，更在于人心的归附与睿智的博弈。当历史的硝烟散尽，抗日县长孙执中为和平解放黄县城所做的历史性贡献，终将永远被时代铭记。

附：孙执中简介

孙执中（1920年6月3日—2021年11月7日），曾用名孙致琨、孙知坤，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中村人。1933年考入黄县中学，黄县中学毕业后，于1936年考入潍县广文中学。在校期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学潮运动，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镇压。他回到家乡在父亲孙步青创办的中村尚德小学担任教师。在热血青年仲曦东的影响下，1938年10月加入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同时加入八路军。1939年6月入党，任胶东区党委民动部宣传干事、秘书、黄县选举委员会主任。1940年任中共黄县县委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民运会主任。1941年7月至1946年3月，担任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黄县抗日大队队长，1945年1月至9月，代理中共黄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胶东行署烟台外事厅副主任、行署秘书主任。1949年随军南下，任苏南行署秘书主任、镇江专署副专员，1952年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副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副秘书长，1953年任江苏省建工局局长，1955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65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1972年任中共陕西省渭南地委副书记，1975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为新中国的创立和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2021年11月病逝，享年102岁。

注：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