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峻青

《烟台散文微刊》2025 第 79期

（总第 949 期）

主办：烟台市散文学会 

协办：烟台市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綦国瑞

主　　编：邓兆安

执行主编：崔景友

本期执编：崔景友　乔　双

邹平故事

◎杨梅

总写别人的故事，今天来唠唠自个儿家的。

再不写，可能就来不及了！

姥爷又脑出血了。印象里，他一直是那个精瘦康健、人如其名、文质彬彬的老头儿——写得一手工整小楷，打得一手好算盘，能用玉米秆编出各种造型的蝈蝈笼子。逢年过节走亲戚，他总把菠萝、黄桃、大枣糖水罐头悄悄留给我。二十多年前，为给我捉一对蝈蝈，他被蜜蜂蜇成“香肠嘴”；六年前盛夏，他陪姥姥上山折野枝、摘酸枣；四年前寒冬，还能麻溜地爬树摘冻柿子给我尝……仿佛一转眼，他就衰颓下去，像一截瘦骨嶙峋的蜡烛，融化在模糊的视线里。

人间忽晚，山河已秋。回村探望时，小舅半开玩笑地说：“你写了那么多别人的事儿，咋不写写自个儿家的？你姥姥可是‘地主家的女儿’呢！”姥姥？我的姥姥？——今年八十六岁的她，从小把我拉扯大，没念过书，不善言辞，却让我在爱里长大，教我守住善良的本心。我竟不知，她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身世”。

时光跌跌撞撞，季节来来回回。每次回家，都能看见姥爷和姥姥更加沧桑瘦削。我迟迟没动笔，既迫切想记录，又怕自己言语轻飘，道不尽这八十多年的种种风雨。可人生，总有些事我们无能为力，比如四季的轮回、草木的枯荣，还有亲人的突然离去。

雨下着下着，就是秋天了；人走着走着，就是黄昏了。再不写，怕是真的来不及了！我硬着头皮，强迫自己“提笔”，对着电脑屏幕，一字一句地敲击下一串串蜿蜒的文字，来记录这满布尘埃又照进凡人微光的《邹平故事》。

命运的齿轮，碾压过少年的你

姥爷赵文彬，生于1940年农历五月，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临池镇西高村人。父亲赵炳茂读过几年私塾，跟着师傅学做面食，靠卖锅饼为生。母亲程秀玉裹着小脚，梳着发髻，一米五几的个子，脾气很是厉害。姐姐赵凤香比姥爷大两岁。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姥爷被寄予厚望。

十三岁起，姥爷在邻村东高小学读书。1955年，他所在的淄川县划到长山县。他本该去长山县临池镇继续读初中，可学校为了照顾当地生源，拒收淄川县学籍的学生，姥爷因此失学了。

太姥爷的叔伯哥赵炳瑞在黑龙江省打铁，得知成绩不错的姥爷没学可上，写信来说：“东北地广人稀，工作机会多，来试试吧。”太姥爷买了一张票，把姥爷送上了开往外省的绿皮火车。从未出过远门的姥爷颠簸了三天三夜，来到四千三百里外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投奔大爷。

姥爷回忆，那时长安街以“委”为单位管理，一个委管十七八户。大爷所在的十四委有位韩主任问姥爷：“小伙子，你会写字吗？”姥爷说：“写得不好。”韩主任让他随手写几个。看到一手清秀的楷体，他满意地说：“行，我给你找个活儿！”

第二天，姥爷被介绍到长安派出所帮忙誊写户口。到午饭时间，派出所一位姓常的所长见姥爷还待着不走，问道：“小伙子，咋不回家吃饭？”姥爷如实回答：“没户口。”（那时统购统销，没户口分不到粮食，只能买高价粮。）所长想了想，说：“你准备一下这些材料，按要求申请户口吧。”就这样，作为临时工的姥爷到粮食局拿到了粮证，每月能领四十斤口粮，吃饭问题解决了。给人写户口每天一块五毛钱，六个人一共干了四十多天，完成了几千户的任务。姥爷至今清楚记得，有七个人跟他同名同姓。

因为写户口的工作完成得不错，委里又把姥爷推荐到铁路大修队。可才干了几个月，就不得不中断——当时出台了限制打工政策，按时间线“一刀切”，将不符合要求的外地人员全部遣返回原籍。1955年底，姥爷回到了山东。

回村后，姥爷在生产队干活，其间去了就近的青庄煤矿挖采煤通道。那时作业条件艰苦又危险。起初姥爷并不害怕，直到一个月后，通道顶板掉下的碎石当场砸死一个跟他重名的工友——还是他的旧识、同学。姥爷吓得卷铺盖回了家。

1958年，十八岁的姥爷到公社开畜牧会，遇到了他人生中的贵人——下放到临池公社工作的省高校哲学系梁老师。梁老师问：“这个年纪咋不念书？”姥爷如实回答了被迫辍学的经历。梁老师又问：“想不想继续上学？”姥爷眼中闪烁出光，仿佛蹿出一朵“小火苗”。看着眼前深深点头的男生，梁老师帮着打听了相关政策。就这样，通过一封介绍信，姥爷进入了临池镇邹临大学养殖专业，学习家畜养殖、果蔬管理等农业技术。然而，时代的一粒灰，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没几个月，学校停课解散了。

在农村，累死累活挣一天工分才10分，折成工资不过3毛钱。姥爷不甘心这样下去，决定再出去闯一闯。1958年，姥爷又一次坐上火车，前往远隔山海的东北。那时的政策更为严格，不允许随意调动。途经山海关时，列车员查车，姥爷凭借学生证，以探亲为由侥幸通过。据姥爷回忆，整节车厢100多名想出关打工的农民，被拦截下大半，最后只留下30多人。

当地政府在火车站设了登记处招收工人，可以学瓦工和木工。姥爷报了瓦工，只为学得快，能更早挣钱。建筑队里有个青年组织叫红旗突击队，队里安排一名技术好、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学徒。姥爷被选拔进去，先后参与了丝绸厂、钢厂及宿舍等配套房屋的建筑工作。两年时间里，姥爷从学徒工一步步成为四级工，工资也从每月36元涨到52元。扣去每月吃饭的20余元，省吃俭用还能攒下一点积蓄。

1961年春节，姥爷回家探亲，奉父母之命娶了西高村的姥姥由秀香为妻。虽然两人同村，但在不同的生产队，几乎没打过照面。在10平米的小北屋，两个未曾说过一句话的年轻人结婚了。姥姥家人用一丈五尺布票裁了块洋布，给她做了条红裤子，潦草地办了人生中的大事。婚后第二天，他们就去生产队继续干活。过完年，姥爷又回到东北。

1962年春，太姥爷病重发电报给姥爷，姥爷从东北牡丹江市建筑工程局101工地离职。坐火车从牡丹江回到山东青岛倒车回家的姥爷，尚未预知他将面对的是养家糊口的重担。“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而在那个被洪流裹挟的时代，人们往往没得选择。此后余生，他也再没能“出去闯一闯”，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他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这次回来，姥爷就在生产队里干活。姥爷有些学问和见识，在村大队渐渐得到重用。回想起在大队工作的那些年，最让姥爷引以为豪的要数80年的清账工作：由于历史原因，从62年到80年的账目非常混乱，大队找了四五个人，人手一个算盘同时计数，算了多日，总有出入，甚至没有一个人能拍着胸脯对自己算的账目拿得准。没有办法，大队领导把希望寄托到姥爷身上。姥爷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自个儿算，不要帮手！”就这样，白天干完工，晚上姥爷在生产队办公室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用了三天的时间，终于把近20年的老账算了个明明白白。

那时候，男人干一天活儿最多挣10工分，女人干一天活儿最多挣6工分。姥爷除了干活儿，还兼顾看山、粮食和现金保管、记工员等重要工作，额外多挣6工分。即便如此，全家上下靠姥爷姥姥两人劳作，最多的时候要养7口人，还是勉强度日。太姥爷生病了也坚持看果园，就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都说太姥爷脾气特别好，得的却是心脏病。医生说：“开药回家吃吧，这病也许还能活十年八年，也许上午好好的，出门就倒在了路上。”66年太姥爷去世，当时已经有了大舅和妈妈。后来姥爷在附近工地打工，家里又添了小姨和小舅两个孩子。

在小舅7岁时，日子刚有起色，姥姥却生病了。当时，姥爷在附近的大房庄村修筑大坝，姥姥左半边屁股长了一个鹅蛋那么大的疙瘩，托工友捎口信把姥爷叫回家。姥爷步行陪姥姥去了镇上的临池医院，在简陋的卫生室做了手术，切除了“粉瘤”。

1979年，姥姥四十多岁的时候，左侧屁股又肿了，村里赤脚医生瞧了瞧说“很严重”。姥爷当时在潍坊市打工，回来后陪姥姥去镇上的医院。医生说是深部脓肿，需要住院治疗。住院前，姥姥回了趟家，摊了煎饼给婆婆和孩子们做下吃食才放心去做手术。谁曾想，在医院一住就是四个多月。伤口一直淌脓水，实在治不好，医院大夫让回家，也没好意思收取床位费。

时间识人，落难知心。姥爷带着姥姥先后去过邹平、博山多家医院拍片看病，仍然“没查出”什么。最后去了148周村军医院确诊为骨结核。手术费用需要300元押金（姥爷说顶现在30万元不止）。常年看病，家里已经没钱，姥爷找哈尔滨的舅舅借了100元，借大队50元，借小队50元，乡里乡亲到处凑了100元，好不容易交齐了押金。

手术过程姥爷记忆犹新：当时6月伏天，担心手术感染也没有床位便推迟了手术。姥姥被姥爷用独轮车推到临池镇坐车到了周村，姥姥晕车，过于瘦弱，还打了12天的营养针才使手术得以进行。手术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五，姥爷说做了整整一个上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像剔骨头，从姥姥大腿根和胯关节割下一捧“碎骨头末儿”。那时候姥姥40多岁，医生说“年纪大”就没打石膏。住了13天，姥姥回了家。临走时军医知道姥爷家境况困难，开了40天用量的青霉素、链霉素等消炎药并没有收取药钱。姥爷用独轮车推着姥姥沿着山路回到家。那天下着雨，姥姥回忆道好不容易一路颠簸到家，伤口又裂开了。在北屋躺了3个月，姥姥已经不会下地走路。她从学习“坐”开始，再用两根拐杖拄着一点点挪……终于能干活儿了。事后，姥爷琢磨，说其实之前拍片的医院也应该看出来了，但是知道农民没有钱治病，所以谎称“没事”。是军医救了姥姥一命，德艺双馨。所有的诊断基本上在已有的检查结果上进行，他们没有再让姥姥额外拍片负担花销。

姥姥患病一年后，60多岁的太姥姥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了。她专治做派，不太管孩子，有时候还打孩子。姥姥至今记得婆婆重男轻女，对大舅比较偏爱，排行老二的妈妈却遭了殃：一有不顺心，她就扯着妈妈又粗又长的麻花辫拽过来“给两下”。可是那时候“官打民不究，父打子不究”，全家人对太姥姥都是敢怒不敢言的“愚孝”。

姥爷以前是家里的独苗，没有大富大贵却也未挨饿受冻、吃过苦头。太姥爷走后，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姥姥生病一年后，生产队也解散了。姥爷既要照顾妻儿老小还要就近打工，为生计和诊疗费四处奔波：太姥爷生病的时候，姥爷砍了老辈家里种的9棵槐树，用小车推到集市上去卖；每年家里都养两头猪，喂大了赶集卖掉还姥姥治病借的钱……姥姥长病期间，40岁的姥爷头发全“熬”白了：白天守着姥姥，晚上在火车站凑合一觉，医院离家单趟24里地，坐车3毛钱，姥爷舍不得，中间走两个多钟头回家照顾一下孩子们。那么热的夏天，他薄薄的背影如一层糖稀融化在炙烤的大地……

姥姥痊愈一年以后，姥爷的头发又养黑过来。无法想象，姥爷自己一人是如何挺了过来：累，却无从止歇；苦，却无法回避。所有难过，难是难，但过亦能过。就像莫泊桑所言，“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手无寸铁，于是执光开路；幽岭崎岖，于是披荆斩棘。

她曾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一直以为姥爷是“娇巴蛋”（娇生惯养的宝贝蛋儿），姥姥是“舍孩子”（从小没爹被舍下的可怜娃儿）。在一次团圆饭上，小舅一句玩笑话，才让我知道原来姥姥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只不过命途多舛，没捞着享福。

姥姥的父亲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四，经商起家。在当地，最响当当的要数大哥：17岁投奔济南的亲戚，从学徒工做起，逐渐当上了大管家。做生意最红火时，他拥有自己的工厂，产品自产自销，在省内外都设有门店。济南城有一条叫“花枝巷”的街，所有店铺都在大太姥爷名下。老三负责徐州的店铺，老五由俊昇在上海从事“坐庄”生意，也就是把生产的货物验收后下发给店铺，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批发市场总管理。姥姥的父亲负责联系济南的店铺，同时管理省内潍坊、淄博的药铺。老二则留在老家管理家族和田庄。据村里老人说，大太姥爷当年还雇了一个毛驴队把挣得的银元运回村中。后来，二太姥爷因为担心山匪觊觎、谋财害命，硬是没敢藏留，又连夜让队伍运回了济南。

姥姥3岁时，父亲在回家收麦的路上遇到了鬼子“扫荡”，慌乱之中钻入麦垛。追上来的鬼子用刺刀往麦垛里一顿乱刺，骂骂咧咧无功而返。姥姥的父亲虽然受了轻伤侥幸活命，但惊气入里、大病一场，没多久就去世了。多亏了二大爷照拂，姥姥的母亲便带着3个女儿在村里生活。

1947年，解放济南的战役中，炮火把大太姥爷的2个儿子、儿媳和1个女儿活活烧死。大太姥爷带着妻子和仅剩的1个女儿仓皇逃回老家，所有的财产化为乌有。逃回来的时候，大爷的头发都烧光了。漫山遍海的财富，浊浊世俗的目光，都在最后一夜的火海中，清零了。

心灰意冷的大太爷爷把名下田契一律充公，因他做过一些善事，后半生虽清贫，却躲过了一场浩劫。建国以后土地改革划成分的时候，在村里的亲属把地一分均划为中农。姥姥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姐妹三人跟着二大爷和妗子生活，后来便由二大爷做主嫁给了姥爷。大姐嫁到济南市麻家村，小妹远嫁黑龙江。

生育不是恩，托举和兜底才是

姥爷姥姥育有四个孩子。姥姥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大舅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想复读一年却没让念；另一件是小姨考上高中，没让她继续读。然而，归根结底都是一件事：家里供不起、拿不出学费了。而我的妈妈，在家里排行老二，很幸运地从师范学校中专毕业，靠读书改变了命运。参加工作后，妈妈自学考试考出了本科，后来又读了研究生。

在那个年代，女娃基本是读不了多少书的。虽然妈妈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一直很好，但是村里人仍免不了说闲话、劝姥爷：“家里都这么困难了，一个女娃娃肚子里有那么些墨水干什么！”姥爷却说：“共产党的天下不论男女，都能上学。只要能考上就念，考不上就不念。”

如果没有姥爷的坚持，就没有飞出山沟沟变成“凤凰”的妈妈。她永远忘不了上初中每周一清晨姥爷送她的场景：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买不起时钟。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姥爷就要凭借感觉起床，步行送妈妈去十几里以外的南寺村上学。妈妈说，只要走到一个大坡的地方，向下一望就是她的学校。姥爷会停下脚步，目送妈妈走到校门口，然后转身回去。有时候妈妈去早了，就自己在教室借着晨曦的第一缕阳光背书。

妈妈到现在都非常感激开明的姥爷。然而姥爷在妈妈毕业工作的第一年却对小姨“食言”了。因为胆结石，姥爷住院手术，姥姥肠胃不好也需要调理。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劳动力和收入来源。那时，小姨刚考上高中，小舅还在念初中。考虑再三，姥爷跟姥姥决定让小姨下学。得知消息的妈妈托人捎信“要自己供小姨念书”，可是姥爷说“并不只是费用的问题，家里的很多农活事务需要人挑起来”。小姨哭了好几天，最终向命运妥协。

后来，很多人家上门给小姨提亲，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富的帅的都有，小姨却选择了家境贫寒但是高中毕业的姨夫，大概也是想完成她心底那份缺失的遗憾吧！再后来，小舅没能考上高中。未能助小姨完成心愿，成了妈妈此生对兄弟姊妹最大的亏欠。姥爷说：妈妈是全村第一个考出去的农村娃，时隔2年，村里又考出去了第二个。从此以后，西高村的村民们便对供娃念书有了信心！

爱是拼尽全力却仍常觉亏欠。作为孙辈的我看来：在那个年代，姥姥姥爷不离不弃、携手面对一地鸡毛和迎头痛击，承担飞来横祸与生老病死，已经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去托举和兜底四个子女的人生。而命运仿佛有所补偿，姥姥家的孙辈儿学习都不算差，研究生学历居多，小姨的儿子更是我们之中最高学历——博士在读。诚然，生活的创伤总会结了痂、再愈合，我们应该学会告别人生的心结，留下一份旷达。

尾声

听妈妈讲，姥爷脑出血抢救过来做康复训练的时候，医生规定做五组就算不错的。可每次完成后征求姥爷意见，他总会说：“再来一组！”医生有些意外，便问：“老人家，身体吃得消吗？”姥爷笃定地回答：“有点累，但是我想再来一组……”姥爷出院那天，他颤颤巍巍地给自己的每一页康复记录签字。医生说：“你写得还挺好。”姥爷回答：“字写不错就行。”他总是淡淡的，看不到情绪起伏，做事情有主意，只要自己能办到就不麻烦别人。他教育子女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你给人家干不了那些活儿，人家就给你发那些工资吗？”在那个质朴的年代，这份父爱深沉而内敛。他就这样闷着头做事，把一个家都操持了出来。

柴火的温度、田野的蚂蚱、窖里的地瓜，还有姥姥撒一把藿香碎的西红柿鸡蛋汤……是我儿时对姥姥家的具象印记。曾经，我以为这些记忆，连同那劳作的乡野、微凉的山风、灿烂的蝉声、唾手可摘的星空一道拼凑出姥姥和姥爷“抱朴守拙”的人生。却不承想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岁月静好”，竟是他们“从无助，到超人”的命运回甘。苦难，像手掌纹一样被老两口紧握，日月轮转，再揉眼时，风景变了，精神还在——人不散，家就在！

蚂蚁沿着墙壁蜿蜒而上，即便渺小如斯，也能越过山丘筑就蚁穴铜墙。各有各渡口，各有各归舟，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一生所想，不过餐饱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柔与良人；一生所梦，不过幸福和快乐；一生所愿，不过平安和健康。转眼也为人母，我渐渐明白，不圆满是人生常态：把荆棘当作铺满鲜花的原野，人间便没有什么能把我们折磨。

每次回去探望，姥姥就在我身边“碎碎念”：“要二胎吧，给孩子做个伴儿；杨松（大弟弟）还没找上媳妇，德润（二弟）也没找上媳妇，你快帮他们介绍对象……”身边碎碎念念的人，一定要成为岁岁年年的人！我们时常发呆，时常觉得幸福，应该就是风吹花开，亲人依在……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我将以我之力，追我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