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素宁

一

我和丈夫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赶上福利分房的最后一班车，也似乎注定要在刚跨入又一个十年的春天留下故事，我在刚过完生日，到了国家规定的晚婚年龄的第一天，就跟丈夫登记了。那年，丈夫二十七岁。

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公公婆婆时，他们欢欣鼓舞、喜极而泣。于是，公婆给了我们最新指示：把结婚的日子定在秋后有些冷的某一天。

我和丈夫拿出日历，开始寻找这个人生中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们很快达成一致：选的日子阴历、阳历都最好是双数，且比较吉利的数字，最重要的是要在周末，这样大家都方便。

那个时候，每个周只有周日一天公休假，要满足以上条件，选择的余地已经很小，只能是这一天：阳历12月2日，阴历十月十六。我和丈夫的手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四目相视、会心一笑。

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见到了冬天的第一场雪，结婚的日程也该有个眉目了。结婚的婚车可是头等大事。丈夫深知，家在农村的父母是没有能力提供的。那时，没有婚庆公司，甚至马路上跑的车都很少，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丈夫把目光对准了公司唯一的一辆轿车，那可是领导的用车呀！公司还从没有开过这个先例，但是丈夫决定碰一碰运气。

丈夫开始频繁向司机献“殷勤”，倚仗自己是公司长期出差在外的骨干，还有科长的鼎力相助，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经理松口了，备注是：千万注意安全，最大限度减少影响。

婚车问题解决了，剩下的类似“包糖果”“装饰婚房”甚至“置办厨具”这类事，都由科长带领科室里的女同事代劳了。结婚的线路也设定好了：我提前两天回乳山老家等待，婚礼那天，丈夫在烟台带车走，到乳山接上我，再一起去他的老家文登举行婚礼。

那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如果你在百度敲出“1990年烟台大雪”几个字，马上就会出现：“1990年11月30日夜间到12月1日晨，烟台市部分地区降了四十年来罕见的一场暴雪。”

这场罕见的大雪来得不早不晚，完完全全覆盖住了“12月2日”这个日子。经理收回了他的“承诺”，司机也“翻脸”说：“就是倒找我多少钱，我也不出车。”从烟台发往各地的长短途客车也全部停运了。

丈夫的大脑好似茫茫的大雪——一片空白，等反应过来，他坚持要走着去我家。“自己走着去？”那是什么概念？近一百公里的路呀，而且还是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里。“他一定是疯了！”科长扔下一句话，派人把丈夫“看管”了起来，于是，一瓶二锅头下去，丈夫沉沉地昏睡了过去……

二

再说乳山的这一家，零零星星的小雪根本遮挡不住烟囱袅袅的炊烟和全家人满脸的喜气。看着大家忙碌的样子，我几次提出帮忙都被母亲制止了，她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把我送到炕中央：“你就在这里坐着，什么也不用你，别弄脏了衣服，弄乱了头型。”看着自己新烫的“爆炸头”和旁边放得整整齐齐的新娘服，我沉醉其中……

我父亲去世得早，我出嫁的事基本是由妈妈和叔叔姑夫等家人跑前跑后一起操办的。但一生要强的母亲不想简单，不想让女儿受半点委屈，她在用最大的努力迎接着自己来自城市的女婿。不仅亲戚们都到齐了，连村里交往不错的邻居都一并招呼过来，家里实在是坐不下，就在邻居家安排上了饭桌。我则被母亲隔离在里屋，送饭吃，而且衣服也要早早穿好，就差连鞋也穿上了。但透过玻璃，我仍能看到，门口不断增多的赶来看热闹的人，几乎要把我家围住了……

饭都摆齐了，但女婿没到。等啊等，冬天的饭菜很快不冒热气了，但门口还是没有车响的声音。“也许，一会儿，马上就要到了，再……”母亲语无伦次地嘟囔着。“大嫂，不能再等了，让大伙儿先吃饭吧，给他们留点放在锅里热着，他们来后简单吃点好赶路。”三叔的果断盖过了母亲那没有底气的发声。

但是，锅里留的饭拿出来又放回去好几个来回，丈夫没有来；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丈夫还是没有来。这个时候，邻居们早都散了，近处的至亲也陆续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妈妈又开始重复昨天的忙碌，但客人已经少了很多。到了下半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母亲有些坐不住了，联系不上怎么办？四姨想到了姨夫单位有一部电话，我想起来，丈夫单位也有一部电话。这样，母亲安排大姐用自行车紧急带上我，顶着寒风向七八公里外的县城出发。

一路上，大姐拼了命地蹬车，甚至上坡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推着车跑的，身上很快都出汗了，因为我们必须在姨夫单位下班前赶到。幸运的是，虽然到了下班时间，但是电话屋里还有人。

电话终于接通了，但是，丈夫科室的人都已经下班了。我们只好把电话打给看门的传达师傅，他告诉我们说：前天烟台下了一场很大的雪，连公交车都没法开了，这几天他也没见着丈夫。

总算是有了音讯，疑问解除了。更多的疑问又来了：“很大的雪到底是多大的雪？也许只是市里雪大，慢慢走，雪一定会越来越小；我们这里才下了零零星星的小雪。”“再说，前天下的雪，现在的路面也应该清理出来了。”“这么大的事都值得打个电报（电报是那个时代仅有的快速通讯的方式。但它一般是按照字数收费的，价格昂贵，除非十万火急，否则大家是不用的）告知一下。”大家议论纷纷。

母亲坚信女婿很快就会来了，只是她不知道那边出了什么事。于是，第二天一早，母亲又打发我和姐姐，到镇驻地的邮局给丈夫科室打电话。

这一次，接通了丈夫科室的电话，听声音，他们都在替丈夫着急。他们还告诉我们，路上的积雪大部分都被紧急清除了，丈夫明天就可以回去了。

我和姐姐急急往家里赶，想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不管怎样，终于是有消息了，妈妈长长舒了一口气，她又要张罗做饭了。我已经在炕上坐了好几天，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便主动要求帮妈妈烧火。可心不在焉，干什么也不行，烧了一会儿就听到妈妈提醒：“火都让你快烧灭了。”我赶忙看看奄奄一息的灶口，凭借以前的经验，在锅底下轻轻覆盖住一层草，然后鼓足了一口气，向锅底猛吹一口。“呼”的一下，一团火苗蹿了出来，燃着了我的“爆炸头”，还连带着半截眉毛……

“他来了，我也不跟着走。”我的情绪糟糕到极点，在没人的时候，伏在妈妈的肩膀上委屈地哭了。妈妈轻轻拍拍我，没说什么。

三

第二天，门口早早就听到了车的声音，但这一刻比预计的整整晚了三天。这三天，对我来说，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

我已经没有了出去迎接丈夫的心情，甚至心里平静到不起一点涟漪。当丈夫急急寻找到我，我在看到他的那一眼，却是惊呆了：“这还是那个他吗？几天的时间，他的脸颊已经深陷了下去，满脸憔悴。我们一起去量身制作的衣服也显得肥肥大大。更奇葩的是，他还烫了头，这不是他一直反对的吗？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但似乎知道，我一直在家人面前，有亲人守护，而远在他方的丈夫要独自面对这一切。

他的一切都变了，但是他在跟我对视的一刹那，眼神没有变，甚至更复杂而炽热了。在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那颗怦怦跳动的心脏，也找到了我终生的依靠，我扭转头，选择了沉默。可是，我的家人没有沉默，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热情而周到地招待着丈夫，热闹的场面似乎让你感觉不到中间还发生了什么。

我三叔看着门口破旧的吉普车，油漆都有些斑驳，他看不下眼，像变戏法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辆九成新的吉普车。妈妈则把丈夫没敢挂的大红彩绸重新伸展开来，整整齐齐挂在车前的最中央，并不断催促；“快点走，快点走，最着急的一定是亲家，你们能早一分钟就别耽误一分钟。”吉普车身披红花在马路上疾驰，后边的另一辆吉普车哐哐啷啷地紧追不舍，这“豪华车队”遇到土路便肆无忌惮地卷起千层雪。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也算一道风景线了。

当我们似乎历经千险，终于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时，却发现尽管泛着红光的绸缎被周围的雪光映的耀眼，也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倒是坐在炕头上的九十岁的奶奶一把把我拉到她的身旁，不断地端详，她用一只青筋蹦出老高的瘦弱的手拉住我，另一只手不断在我身上上下摩挲，一遍遍问着身旁的人：“刚子（丈夫的乳名）这个媳妇是不是好？一看就熨帖，长的也大旺旺的。”但随着她唠叨的次数多了，公公有些看不下去了：“妈，你都说几遍了？你是不是糊涂了？”但是奶奶似乎没听见，也可能她真是听不见，她旁若无人，继续唠叨，拉我的手丝毫没有要松开的迹象，直到晚饭端上了桌，她这才松开我的手，指着丈夫说：“刚子，等吃完饭，快收拾收拾，领着媳妇睡觉去！”

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瞄一眼丈夫，尴尬得满脸通红。公公一边大笑一边说：“妈，您这不是没糊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