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同社11月7日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正考虑在拟于年底修订的《国家防卫战略》中，明确写入强化“持续作战能力”的内容。

按照日媒披露的信息，所谓“持续作战能力”指的是日本要在和平时期储备相关军事物资，以及建立开战后的增产机制。同时，还将扩大日本政府对防卫产业的参与力度，包括向防卫产业注资、由政府持有重要武器装备生产工厂等。

强化“持续作战能力”是否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动的扩充军备政策一脉相承？

日本政府将财政资源向所谓防卫产业倾斜，会带来哪些危害？

总台环球资讯《闪评》专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为您详细解读。

日本媒体“今日日本”报道截图

张玉来指出，强化“持续作战能力”是高市早苗政府扩军路线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日本打造所谓“能战国家”的核心基础能力，完全服务于其构建新型军工复合体的政策目标。

• 依据战后日本“专守防卫”原则，自卫队的定位本应仅满足短时间、有限度的防卫需求，无需支撑长期战争的配套能力。但高市政权要打造的“能战国家”，核心目标是建设一支为长期战争设计、能支撑持续作战的军事力量，本质是搭建一整套能把战争长期维持下去的完整体系。

• 高市上台后，已将“振兴防卫产业”上升为日本国家经济战略，推动日本政府、自卫队、军工企业三方利益深度绑定，打造所谓“新时代军工复合体”。其政策逻辑链条十分清晰：“持续作战能力”是“能战国家”的核心支撑，要具备这种能力，就必须构建适配的现代军工复合体。

当前日本的防卫政策，正从过去以自卫队装备采购为核心的单一建设思路，快速转向覆盖军队部署、军工生产、能源供应、基础设施保障、财政持续投入的全链条长期军事保障体系。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2日参加日本自卫队高级指挥官会议。

张玉来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依靠军工产业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军工产业消耗的大量公共资源，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民用价值，其扩张往往以挤压其他民用产业的发展空间为代价，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程早已印证了这一规律。但高市政权无视历史教训，反而不断扩大政府对防卫产业的直接干预，将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对就业的实际拉动作用也极其有限。

“用发展军工产业替代增强民用产业竞争力，是根本性的战略方向错误。这会进一步扭曲日本现有产业结构，虹吸本应流向民用技术升级、新兴产业培育的社会投资，最终只会导致日本产业发展全面失衡。”

事实上，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已经明确提出要强化弹药、燃料等领域的“持续作战能力”，将扩大国内弹药生产能力、增设配套弹药库列为核心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日媒还曾披露，高市政权计划在年底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写入“无核三原则”例外条款，相关动向已引发日本国内社会对高市政府谋求调整核政策的广泛担忧。

张玉来表示，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不保有战争力量，“专守防卫”原则正是以宪法第九条为核心基础形成的战后防卫政策基石。自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政坛逐步开启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渐进式调整，宪法第九条的实际效力已被持续架空。当前的高市早苗政府推动的扩军备战行动则走得更远，不仅彻底瓦解了“专守防卫”的原有边界，甚至开始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底线。

• 第一，通过“预算加码+远程武器部署”直接击穿能力边界。其将2026财年防卫预算推高至9万亿日元以上，军费占GDP比重突破2%红线，今年3月首次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中远程导弹。

• 第二，通过“军工复合体建设+情报集权”搭建长期战争制度框架。今年4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质性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7月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打破战后分散式情报体系，为战前式集权战争机器复活扫清障碍。

• 第三，通过“政策例外+修宪动议”直接冲击日本宪法第九条。其拟在新版安保战略中写入“无核三原则”例外条款，同时全力加速修宪进程，推动修宪国民投票，日本战后和平体制核心基石正濒临瓦解。

张玉来认为，高市政权推动大规模扩军、讨论调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动作，已经让日本和平宪法岌岌可危，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