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峻青

《烟台散文微刊》2026 第 21期

（总第 983 期）

主办：烟台市散文学会 

协办：烟台市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綦国瑞

主　　编：邓兆安

执行主编：崔景友

本期执编：崔景友 乔　双

银器般的胶东

——高吉波的文学语言对胶东文化的影响

◎冯宝新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烟台市作协主席王秀梅女士在2002年11月《烟台晚报》发表过《一件精美的银器——感觉高吉波和他的文字》一文，曾就烟台著名作家高吉波先生的文学语言作过评价，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长篇小说《城门》中，“高吉波的语言没有任何的张扬和矫饰，质朴纯粹得如同清风中的一片田野，但谁也不能否认它让人读起来感到熨帖，就像他的其他文字”“吉波的语句还有着先锋写法的诸多特点，比如窄小的段落、简单至极的短句和跳跃迅捷的笔锋转换等”“吉波的语言是有超越性的，它少了‘70后’的那些华丽、惊艳和暴露到骨髓深处的某些近似苍白的美感，而多了一些凝练、沉郁和光洁感，像一件质朴却细致至极的精美银器，散发着浅淡通透的气息”。

认真研读过高吉波《雪地里的红棉袄》《城门》等代表作，能深刻感受到，王秀梅女士这段话精准概括了高吉波文学语言的特点。以胶东乡土为根脉，通过语言提纯、精神重构、传播普及、生态引领四大维度，高吉波的文学语言将胶东文化从“地域民俗符号”升华为“有哲学深度、情感重量、传播力的文学精神”，对胶东文化的文本化、经典化、全国化、代际传承产生了结构性影响。

电影《雪地里的红棉袄》项目启动仪式

一、语言层面：为胶东文化确立“文学母语”，完成地域语言的雅化与定型

高吉波的文学语言对胶东文化的影响，是把胶东口语、乡土表达，从“土话”“方言”提升为可进入文学作品、可入教材、可全国传播的“文学语言”。这可以从散文《雪地里的红棉袄》《蓁山笔记》、哲学短语集《高吉波微语录》中得到生动诠释，作品中每个词、每句话都可以作为“雅化乡土语言”的案例进行解读。

对胶东口语“提纯”。他剔除方言中粗鄙、啰嗦、地域性过强的俚语，保留具有生命力和情感张力的部分，达到“土而不俗，俗而能雅”的效果。如民间俗语“铁匠的儿子会打铁”，他将其提炼升华，创作成微语录“铁匠的儿子会打铁，是继承；铁匠的儿子会炼钢，是发展。”使一句通俗俚语，成为一条富含哲理的文学格言。其本质是胶东民间智慧的文学提炼，形成一种“雅化的乡土语言”，以极简形式为大众熟知，让胶东文化从“文学圈”走向“全民圈”。

他大量吸收胶东民间话语的质感：简洁、直白、短促、有力、不绕弯，自带乡土的朴实与温厚，提纯后的口语具有强烈节奏感。如《蓁山笔记》里的例句：“……老屋的氛围，搬不走,老屋周边的环境，也搬不走。这氛围，这环境，因此也就成为我日后选择居所的条件：清静。因我不喜欢喧嚣；有水井。我嗜茶，尤喜井水冲泡；与山为邻。我爱好养花，倘换盆，山上的腐叶土随手可得……于是，有朋友为我荐蓁山。”这些句子短促、干净、斩截，带有胶东人说话的直接与利落。没有冗长的修饰，如同砌墙，一块砖一块砖地垒起，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节奏，充满了内在的力度。这种“胶东鼓点”式的语言，让叙述本身带有地域的性格。

再如对乡土知识的转译：作者对“蓁”字的考据（通“榛”，又义“茂盛状”），引用《诗经》“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他将文献考据与地方风物（榛树）有机联系，使一个地名承载了植物学、文字学、古典文学与民间期许的多重含义。这不是掉书袋，而是用雅言为乡土正名，赋予其历史的纵深与文化的尊严。胶东的山水草木，在他的笔下获得了“典籍认证”。

以胶东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并不少，但多停留在民俗、风物、故事层面，语言多为“普通话+地方词”的混搭。高吉波则建立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语言范式：短句为主，节奏如“胶东鼓点”。《雪地里的红棉袄》一文中大量使用短句，如“风大，雪大”“我没喝，也没吃”“她把我红肿的小手拉到她的怀里暖和”“真有来世，我变把椅子，让你坐着歇歇”“嫂子是弓，我们是箭，弓因箭而弯”，句式简短有力，类似胶东大鼓的鼓点节奏，既符合胶东人“直、实、硬”的说话逻辑，又赋予文字天然的韵律感。这种节奏与胶东乡土生活的“粗粝感”相呼应——雪夜的寒冷、洗尿布的艰辛、离别的仓促，都在短句中得以凝练呈现。

动词精准，白描叙事。高吉波作品很少堆砌形容词，注重动词运用，在白描中见华彩。如《蓁山笔记》例句：“从春天到秋季，你听到的是鸟语，闻到的是花香，看到的是低吟的蜜蜂和跳舞的蝴蝶。”该语段质朴如话，却通过“听觉—嗅觉—视觉”的递进，营造出饱满的感官世界。“低吟的蜜蜂”“跳舞的蝴蝶”，动词精准而富有诗意，在极简的白描中透出盎然的生趣，展现了其语言“土而不俗，俗而能雅”的核心特质。

再如《雪地里的红棉袄》例句：“我已舔净了留在嘴角的米粒。”“我跑到河里，破冰给侄女洗尿布。”“嫂子赶来，抱我到河边。她把我红肿的小手拉到她的怀里暖和。”句中动词“舔净”写尽孩童的饥饿与珍惜；“破冰”一个动作，点明季节的酷寒与“我”报恩之心的急切。嫂子的一系列动作——“抱”“拉”“暖和”——连续、具体、充满身体的温度，于无声处将善良与母爱刻画得入木三分。运用这些动词，避开了虚浮夸张的抒情，在最原始的动作中，情感直抵人心，这正是其倡导重“动作与场景”书写的有力例证。

善于运用乡土意象，一物一义，以小物件见大主题。如作品《一个母亲的老去》核心意象是贯穿全文的“红棉袄”。开篇是雪地里的“一朵雪莲”，结尾是“夹在寿衣里”。这一意象从喜庆、青春、美丽，最终化为对生命与逝去的永恒纪念，完成了从具体物象到情感与命运象征的升华，体现了高吉波将乡土之物“意象化”“哲学化”的非凡功力。

再如《褪色的红绸》开头，红绸是婚礼象征，“在风雪天里呜呜响，像一个人在哭”；结尾，坟头阳幡“在初春的风里呜呜响，像一个人在哭”。“红绸”与“阳幡”，一红一白，一喜一丧，构成了生命轮回的闭环。那“呜呜响”的哭声，从出嫁时的无奈与预感到离世时的哀悼与追念，贯穿了母亲的一生，也象征了某种无法逃脱的命运感与情感基调。

二、文化精神层面：用语言重塑胶东人的“精神肖像”，让地域性格从标签变成灵魂

胶东人的性格常被外界标签化为：豪爽、实在、深沉、重情义、闯海、坚韧。高吉波用自己的文学语言，将其转化为可触摸、可共情、可传播的精神内核。他的语言风格，本质上就是胶东人精神的文本化。“直”：不虚伪不矫情，如散文《雪地里的红棉袄》及同名电影文学剧本里的例句“我没喝，也没吃”“当兵去吧——活着回来，命大；死在那里，命贵”，对应“实在、不绕弯”；“硬”：短句硬朗，如“风大，雪大”，对应“坚韧、抗造”；“暖”：底层关怀与亲情书写，如“嫂子留鸡蛋”“抱柴烧炕”，对应“重情义”；“静”：克制留白，不煽情，如《一张藏了半个世纪的照片》里“母亲每夜试牛儿气息”，对应“内敛、情感深沉”。

高吉波的这种语言风格不仅描述胶东人的生活，更挖掘其行为背后的精神逻辑，将胶东文化从“坚韧、内敛、实在”的标签，转化为可触摸的灵魂，升华为“隐忍、理性、尊严、向善”的生命哲学。

2015年，高吉波先生与其小外孙

这可以从作品《一个母亲的老去》中找到答案。文中的“母亲”，正是高吉波用文学语言为胶东精神塑造的不朽雕像，“母亲”的形象可以说是胶东精神的缩影。文中“母亲”的一生被简化为一系列生育、劳作、付出的客观事实陈述，没有心理铺陈，这正是胶东人“做多于说”的实在性格。“出了一身热汗，喝了半瓢凉水……铺毯已被血浸透。”产后即劳作落下一身病，这是胶东女性面对苦难时惊人的生理与意志韧性。寒夜让孩子睡在自己肚子上，自己躺“尿窝”；借新衣维护孩子的自尊；叮嘱孩子们让着新过门的大嫂……细节中流淌的是深沉的、以行动而非言语表达的无私奉献的伦理之爱。全文情感极度克制。最动人的时刻往往最平静：“我不知是她的白发在舞动着漫天飞雪，还是漫天飞雪在舞动着她的白发。”无尽的等待、衰老的苍凉、母爱的执念，呈现在一个充满诗意的、沉默的画面中。

这种“静”的叙事，恰恰是胶东人情感内敛和最深沉的表达方式。从“生存”到“哲思”的升华：母亲的一生，是胶东大地上一代人的缩影。高吉波通过书写一位母亲的“老去”，实际上书写了一部胶东家庭的微观史：从缺衣少食到“日子慢慢好过了”，折射时代变迁；一种牺牲与传承的生存哲学：母亲的腰疼、掉落的牙齿、早白的头发、弯弓的背，是她为家族延续支付的代价。她的“老去”换来了孩子们的“新生”与“远行”。这种代际间的付出与接力，是胶东文化乃至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精神。

三、传播与教育层面：让胶东文化进入“国民文本”，实现代际传承

高吉波的突出贡献在于，通过他的文学语言传播与教育，实现从“地方叙事”到“国民记忆”的跨越，完成代际传承。一些作品如《雪地里的红棉袄》等，通过教材化、影视化与新媒体传播，将胶东文化从“文学圈”推向“全民圈”，成为中国人的“语文记忆”与“情感共鸣”。

教材化的经典化路径：高吉波早期文学创作以散文、报告文学为主，先后发表《褪色的红绸》《雪地里的红棉袄》《最后的毛驴》等一批读者喜爱的作品。1998年10月25日，他创作的《雪地里的红棉袄》首发于《齐鲁晚报》，之后不久被《读者》等多种报刊杂志转载。2001年，该作品首次入选《山东中学语文教辅读本》，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编者总结说，作品“通过讲述嫂子对主人公‘我’的慈爱以及她在贫寒大家庭中一生的付出，展现了嫂子善良、慈爱的品质以及她对‘我’人格的影响，呈现人性之纯美与大善”。

这篇不足800字的散文，以其质朴的语言、凝练的结构、深刻的主题和白描等手法的运用，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中小学生、教师及教育专家的好评。自2001年至今，作品一直被收录于全国大中小学不同的语文教材，福建、河南、山东、湖南、北京、上海等二十几个省市，先后将其选入中考语文试卷。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底，该文入选各类考卷250余套，涉考学生达4.8亿之众。作品成为一代中国人对“胶东亲情、胶东母亲”的第一认知模板，其语言成为“国民级情感符号”，让胶东文化从“地方故事”变为“集体记忆”。无数的学生通过他的语言，知道胶东不是只有海鲜与苹果，还有最朴素、最厚重、最沉默的中国式亲情。

2024年，其另一篇散文《蓁山笔记》也入选山东省初中语文教辅读本。《蓁山笔记》《雪地里的红棉袄》两篇散文，自最初发表至今已逾20年。这些作品之所以一直为读者所喜爱、被社会各界所重视，高吉波认为：文学作品唯有关爱人性、关爱自然、关爱人与自然，才有生命力。

影视化的社会（全球）传播：随着散文《雪地里的红棉袄》广受读者喜爱并在教育领域“走红”，该作品也引起了影视界的关注。经作者亲自操刀改编完成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广受业内好评，是烟台市委宣传部重点关注项目，导演、摄影、美术等相关人员已多次到烟台谋划拍摄事宜。曾获得烟台市文艺创作奖的中篇小说《大酒窖》和曾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文艺图书奖的长篇小说《城门》，也与相关方面达成电影、电视剧初步合作意向。高吉波的作品正通过镜头语言实现广泛传播，将成为山东“文化出海”的新载体。

新媒体碎片化发布的全民渗透：现代网络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高吉波开始文学创作的另一种探索——创作微语录。高吉波认为，散文创作虽基于“写实”，但难点在于如何在“实”的基础上升华，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共鸣。微语录这种短小精悍的形式，能够用最凝练的语言直击事物本质，传递深邃的哲思。尤其随着微信等新媒体的兴起，人们的阅读习惯趋向碎片化，这种形式易于传播，能更直接、快速地与读者交流思想。

高吉波敏锐地把握这一变化，自2015年开始，他有意识地将日常思考以“微语录”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坎坷的人生经历，让他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为微语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他的微语录淡如水、暖如阳、厚如土、净如纸，极短且具哲理，在新媒体受众中广泛传播，如“人的真寿命，不是活了多少年，是死了多少年还有多少人在怀念。”“历史的遗迹被清除时，旧址上树起的新碑，其内容多数是薄古厚今的。有时，野史比正史更真实。”“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我的末日，我的每一天也都是我的重生。”“天明，凭日出，不靠鸡叫。”“每一朵枯萎的花，从前都好看。”“你再冷，也冻不死我的火焰。”“历史真相，常如无名坟墓里的尸骨，祭祀者与掘墓者，不会承认那是同一个人。”“人脉，不是你挺立时，有多少人缩到尘埃里仰望你，而是你跌倒在尘埃里时，有多少人肯躬下身去与你平视。”“如何悲伤，也不要让眼泪滴在火柴上——那是温暖、照亮你寒夜的唯一希望。”“来世，你的身子还是这般弱，我不再做你的儿子，我愿托生一株药草，煎熬了自己，治你的病。”“无声的世界里，常常藏着各种心跳。”“一头懂得将自身命运与伯乐的利益、责任捆绑起来的百里驴，通常是能够被当成千里马重用的。”“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古训。练，是磨炼；达，是透彻。人世间的好文章，就是要写透天是怎样磨炼人的。”“好的文学，一定具备两种功能：温暖人心；警醒或唤醒世道人心。”“我想扯一段儿彩虹，给我的新娘做嫁衣，嫦娥哭着来了，那是她晾晒在天边的衣袖。”

2019年，高吉波先生出席山东省电影文学周活动

他的微语录并非刻意为之，皆从生活与写作中偶得。如今，微语录创作已达八千多条。高吉波根据其部分微语录的内涵升华延伸创作的一百五十多部微电影文学剧本，也受到专业高等院校的青睐。2024年，高吉波设在乡村的影视文学工作室——半步草堂，被授牌“青岛电影学院影视创作基地”，高吉波同时被该校聘为客座教授。《高吉波微语录》，本质是胶东民间智慧的文学提炼，以极简形式通过《凤凰网》等新媒体进入大众认知，让胶东文化从“文学圈”走向“全民圈”。

四、文学生态层面：为胶东文学树立“本土标杆”，推动地域文学从“跟风”走向“自觉”

在山东文学乃至全国乡土文学中，胶东文学长期处于“被济南、被鲁中、被沂蒙叙事覆盖”的状态。高吉波以鲜明的“雨墨”语言风格，让胶东文学真正“立住了”，打破了“山东文学=沂蒙/鲁中”的单一印象。

他的语言与题材，如《大酒窖》《一个母亲的老去》《城门》等作品，明确指向胶东半岛的海洋性乡土、港口文化、家族伦理、近代开埠背景，与沂蒙叙事侧重“苦难与抗争”、鲁中叙事聚焦“农耕与宗族”相比，体现出鲜明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化的语言与题材”，让胶东文学不再是“山东文学”的附庸，而是拥有了独立的美学品格。他的作品证明：山东文学不是一种面孔，胶东有自己的海风、自己的酒窖、自己的亲情逻辑、自己的语言节奏，为烟台/胶东作家提供了“本土写作路径”。

高吉波先生的抖音作品。左为其初中时代的老师王瑞永先生

他的成功，也证明“本土即世界”，文学创作未必要刻意追求“宏大叙事”或“西方技巧”，只要扎根胶东乡土，把“身边的人、事、物”——母亲、红绸、阳幡、风雪……这些“微小”的素材，努力写深、写透、写精，同样可以成为承载普遍人性的文学经典。这种“从表象写作到本土深掘”的路径，深刻影响了烟台作家及更年轻一代的胶东写作者，推动烟台文学形成了“乡土深写、语言精练、情感克制、人文关怀”的整体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