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字：峻青

《烟台散文微刊》2025 第 71期

（总第 941 期）

主办：烟台市散文学会 

协办：烟台市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綦国瑞

主　　编：邓兆安

执行主编：崔景友

本期执编：崔景友　乔　双

回忆乡村书场

◎魏吉林

童年时，我们一家和姥爷、姥娘住在一起。两位老人家吵了一辈子的嘴，三天不吵架倒像是件稀罕事。可是他们都很喜欢我。姥娘双目失明，姥爷跛了一条腿，我就成了姥娘的眼睛、姥爷的腿，两人出门，总是带着我。不管是听书，还是看电影，都领着我。姥娘虽然眼盲，但是也喜欢凑个热闹，到人多的地方听个动静，和婶子、大娘拉个呱儿、聊个闲篇儿。姥娘1973年去世后，就只有我陪着姥爷出门了。

我的老家地处鲁、冀两省交界处，四十多年前，只要不是秋收的大忙季节，时常会有说书的光临。当时农村的娱乐活动很少，晚上听书就是重要的娱乐方式。

在我的印象里，说书的艺人以残疾人居多，这其中盲人更多。当时身体健康的人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会被人视为二流子，只有残疾人才会学这个，作为一技之长来糊口。他们大多没什么文化，传统大书的框架靠老师傅口口相传，细节全靠自己现编现唱，倒也合辙押韵，题材多是历史演义和公案侠义。后来我找过这些书目的文本来看，才发现情节跟艺人说的差得远——民间艺人一代代演绎下来，好多故事早变了样，有的甚至只留了原书的人名。

虽说叫“说书”，其实是以唱为主——到底是民间大鼓书还是琴书，我记不太清了，只知道跟后来广播、电视里光说不唱的评书不一样。也有唱坠子书的，艺人们还自嘲：“唱得好的叫坠子书，我们这唱得不好的，就是‘拽子书’，拽到哪儿算哪。”

一个说书团队多是两三人，有男有女，伴奏乐器就两三件——鼓、简板、弦子。一人为主站立表演，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边唱边用简板打节奏。一人坐着拉弦伴奏，还会偶尔搭话答词。

为了吸引人们长久地听下去，他们演唱书目以故事精彩曲折的长篇大书为主，小段只是调节节奏时演唱。说书艺人往往是到情节紧张激烈时戛然而止，来引起人们的兴趣。当天晚上的说唱结束，明晚继续。如果实在没有扣子，他们也会人为地制造紧张的扣子，好吸引人们明天继续听下去。好多人禁不住诱惑，要求说书人再说一段，否则就不散，说书人没办法，就再说一段，甚至再说好几段，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说书场就在村西的打麦场里，有十几亩大，四周围都是历年的麦秸垛，有几十个，像小山一样，西北角有一棵硕大的歪脖大柳树。靠着树，在场院北面一排五间房子，中间三间是通着的。两头各有一个单间，里面堆放的都是农具。如果村里有说书的，最西头这间屋子，人们把农具都搬到其他屋里去了，简单收拾一下，供说书人居住、吃饭。说书用的小单桌、凳子、伴奏乐器等物品，也都放在这里。

书场上，有一只小桌子，艺人们坐在桌后，桌上放着一盏马灯，而不是汽灯，汽灯要用煤油，价格比柴油贵很多，而且汽灯的石棉罩风一吹容易脱落，不太适于室外使用。在我的印象里，当时只有排演样板戏时，戏台上点的才是汽灯。马灯使用柴油为燃料，只能发出昏黄的光。好在听书基本上不需要眼睛看（那些盲艺人形象实在也不怎么样），只要用耳朵听就可以了。开始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盲人说书艺人，有点害怕，不太敢看他们。时间长了，也习惯了，特别是看到他们边说边唱，有的还会做一些武术动作，如挽个刀花、摆个架势等等，反而觉得他们也是很帅的。

人们都围着说书人的小桌坐着，里三层外三层，来晚的人，或者不愿意带凳子的，有的背倚着麦秸垛坐着，软软乎乎，像坐在沙发上。有的人干脆爬上麦秸垛躺着听书，这些麦秸垛晒了一整天了，热乎乎的，不多一会儿，有的人就睡着了，等一觉醒来，书场早散了，自己悄悄地爬下来回家去睡。

夜幕降临，街上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向麦场方向走。特别是孩子就更着急，有时连晚饭也吃不好，就催着大人走。特别是一听到鼓声、琴声，就是连饭也顾不上吃了，就跑了去，其实离正式开书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我们村最喜欢听书的是“四茶壶”（绰号，不知是因为他家好喝茶，还是长得像茶壶，真实姓名早忘记了）一家，不光是大人爱听，孩子也爱听。他们一家人总是早早就来了，占据最有利的地形，最靠近说书的桌子前面的位置。时间久了，好像第一排的位置是他家的固定位置了，就是他家偶尔来的晚了，别人也不会坐了，有的孩子不知道，坐在了那里，也会有人对他说：“别坐在那里，那是你‘茶壶’叔的地方。”开场后，“茶壶”一家便聚精会神地听起来，眼睛紧紧盯着说书人，脸上的表情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而变化，时而眉头紧锁，时而眉飞色舞，生怕漏掉一个字。有人说话聊天，总会招来他们一家的白眼，声音大了，他们还会呵斥人家“要说话回家说去，别耽误旁人听书”，有的人便故意制造噪音，让“四茶壶”一家着急，而又找不到来源，引得满堂哄笑。

有的人听书很入迷，就像“四茶壶”一家。也有不少人就是纯粹凑热闹去了，如张六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每天早早就来到书场，而且占据了非常靠前的位置，可是听不了一袋烟的工夫，他头一歪就睡过去了，打起了呼噜，嘴上流出了口水（也可能和白天的农业劳动太过繁重有关）。说书人突然大喝一声“看刀”，张六猛地从梦中惊醒，忽地站了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看得大家都笑了。他弄不清大家为啥笑，跟着嘿嘿笑了笑，又坐下继续听书，不一会儿就又睡了过去。

当时由于是集体劳动，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开个短会，个人报上白天所干的活儿，由记工员评分记分，这个工分就是年终分配的基础。然后队长再分配明天各自干什么活。现在有了说书的，不用专门召集，大家都来得很早很全。以前无论是评分还是分工时，总会有人争嚷着“为什么他得10分，我才9分？”“为什么他的活轻，我的活重？”现在有说书的，大家也顾不上争论了，着急等着听书，都很听话，说：“没问题，有什么活队长直接分配就行了。”队长开会的时候，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捉迷藏，或者玩其他游戏。等到鼓一敲，琴一响，孩子们都不跑了，各就各位，上树的上树，上麦秸垛的上麦秸垛，再小的孩子都依偎在大人的怀里或身边，人声嘈杂的场面顿时静了下来。

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棵歪脖大柳树就是最好的位置，它的树径有两抱多粗，离地面不到两米的地方就分出三个粗大的枝杈，树冠直径有近20米，白天是大人们劳动累了时候歇脚乘凉的好地方，晚上就成了孩子们的黄金宝地。因为站在树上可以纵观全场，而且隐藏在树冠枝叶里不会被家里大人发现（大人怕孩子有危险，一般不让孩子上树）。爬树的孩子来了一拨又一拨，每上来几个人，先上来的孩子就得再往上爬，最后上面的孩子只好爬上了很细的树枝，在上面坐着颤颤巍巍像坐船一样直摇晃，真怕一不留神掉下来。其实就是掉下来也摔不着，因为树枝垂下来离地最多不到两米，而且树下全是人，掉下来只会掉在人身上，底下的大人会把孩子接住，最多斥骂几声，打几下屁股罢了。

树下的大人正听得入迷，到了最热闹的节骨眼上，头顶忽然落下点点温热的“小雨”。原来树上的孩子晚上水喝多了，有了尿意后，树枝、树杈、树干上全是人，根本下不来，实在憋不住，就淅淅沥沥滴了下来。被淋的人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就抬手抹着头上的尿，抬头往树上瞪，大声骂起来。树上的孩子全都不敢吭声，底下倒有人打趣：“这是天降仙童圣水，老兄你福气大着呢！”满场顿时哄堂大笑。

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获得上树听书“待遇”，不是不想，而是姥爷、姥娘不让，我要随时为他们引路。平时去听书时，只让我坐在他们的腿边。我有时实在困得不行了，就依偎在他们的身边睡着了。怕我受凉，他们就把我弄醒往家走。我睡得朦朦胧胧、东倒西歪的，像喝醉了酒。好不容易挤出了人群，夜风一吹又清醒了。走在回家的路上，说书场的咚咚的鼓声和悠扬的琴声远远传来，特别有韵味，我觉得这时的故事一定十分激烈精彩，心里很想再回去听，可是终究没说出来。

在我小时听过的书中，印象最深的是《包公案》《小八义》，特别是《小八义》，书上削铁如泥的透龙剑、戴上能使人隐身的避法冠、收放自如能取人性命的五光神珠等这些神奇的法宝，曾让我神往不已，给我幼小的心灵插上想象的翅膀，阮英、时长青、徐文彪……这些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侠客，也曾是我心中日夜向往的英雄形象。

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屋外待不住了，说书的场地又挪进了北面放农具的屋子，人们把中间三间的屋里的农具都搬到最东头那间屋里，堆得满满的，都快顶到房顶了，如果还放不了，不太重要的、比较笨重的农具，如双铧犁、碌碡等，就直接放到了场院里。

虽说三间房是通着的，可人实在太多，挤得满满当当，连窗台上都坐了人。屋里密不透风，老头子们的旱烟袋烫了前面人的脖子，烧了旁边人的棉裤的事儿时有发生，汗臭味、劣质烟草味混在一起，再加上吵嚷声、咒骂声，整个屋子乱成一锅粥。

当时大队也很穷，没有钱付给说书人做酬金，都是给他们一些粮食做酬劳。说书人会在白天挨家挨户收取粮食，上门时，只要家里能揭开锅，大家都会给他们一些吃食，有的是二斤棒子面，有的是几斤地瓜干，有的是一个大南瓜。看到说书人上门，有的人家会让他们唱上一段，说书人推却不过，也会用木板、砖块等打着节奏唱个几分钟的小段。等实在收不到粮食，艺人们便收拾行囊去了下一个村。我印象最深的《小八义》，听的时间最久，偏偏没能听完就断了篇。当要离开的头天晚上的演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时，艺人们特意饱含深情地演唱了一大段唱段，把后面的故事梗概细细交代了一遍。可即便这样，之后好长一段日子，我还是沉浸在《小八义》的故事里，满脑子都是那些侠客们的英雄事迹以及对后续情节的猜测和牵挂，迟迟回不过神来。

我已有四十多年没有听到这种民间的说唱了，现在就是在农村老家，村民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大多捧着手机，沉浸在各种短视频和网络游戏中；老人们则习惯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各类电视节目。那些曾经充满魅力的民间说唱艺术，在现代娱乐方式的冲击下，渐渐被人们遗忘，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此时此刻，仿佛那悠扬的琴声，又在我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