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爱说俏皮话。

每当听到某某人家的孩子不听老人话或是不孝顺，父亲总会忿忿不平地来一句：“康王的儿子。”据说康王是芝罘人，康王与其儿子的典故在烟台无人不知。康王的儿子是专门与老人对着干，叫他往东他偏往西的典型代表，这句话父亲说了无数遍，听得我们耳朵都起了茧。

如果议论起某人不会过日子，或者对事情判断不准，父亲准会给他扣上一顶“大喜子他妈吃面——没有数”的帽子。母亲没有文化，过日子缺少打算，家里的钱常常花不到月头，为此父亲没少用这句话埋汰母亲。

形容一个人干事没有耐心，缺乏长期坚持的毅力，父亲常使用“老李的秃尾巴——长不了”这句话来形容。“西南河的鸭巴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烟台很火的一句俏皮话，内中蕴含的对“干啥啥不中”之人的辛辣讽刺意味，只有懂得烟台本地话的人才能心领神会。另外，父亲还常用“狗咬吕洞宾——不识好赖人”“牟二黑子的地——没有边”来比喻某些人与事，这些话都带有显著的胶东地域特征。

说俏皮话，烟台人也叫打哈哈，与幽默诙谐虽说不能划等号，但似乎在基因上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过去，胶东人睡火炕，冬天冷，火炕往往烧得“固热固热”（音，滚烫的意思），煿（意为烤或烫）得人上半夜翻来覆去地打滚睡不着。早上，父亲叫我们上学，看到我们睡眼惺忪的样子，往往会逗我们一句：“是不是晚上烙饸饼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卫生条件差，很多人身上长虱子。长在头上的虱子叫虮子，虮子个头很小，要仔细看才能分辨得清。女人们头发又厚又长，虮子也多，这东西繁殖快，手工抓来不及，女人们往往会用一种很细密的篦子梳，有时一篦子能梳下一二十个虮子。而寄生在人身上的虱子要大一些，这些小东西以喝人血维持生命。我晚上躺下后，母亲会拿着我的衣服，在灯下抓一阵虱子。看到虱子，母亲会用两个大拇指甲夹它们，那种干瘪的夹不出血来，但那种喝了人血、身子变成小肉鼓的，能夹出脆脆的声响。父亲看到这一幕，会用“光荣虫”“吸血鬼”“俺儿葱俊，身上的虱子也是双眼皮的”来打趣我与母亲。

1960年前后，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由于工作强度大，加之营养不良，腿浮肿得厉害。别人问他怎么了？他拍打两下腿肚，笑道：“没看见油光闪亮的，吃好的撑的。”那时人们的福利不高，有人抱怨工资太低了，父亲说道：“不能人心不足，慢慢就好了哩。”粮食供应紧张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孩子们也常常饿肚子，对此我们颇有怨言。父亲说：“孩子，知足者常乐，比起旧社会作牛作马，咱现在是潍坊的红心萝卜——心里美。”父亲的“低笑点”，随遇而安，不跟别人攀比，使他口中说出的俏皮话以正能量为多，他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永远是：“既然生活就是这样，与其愁眉苦脸，不如快快乐乐。”

晚年的父亲，幽默不减，他一生喜欢武术，特别喜欢耍棍，碰上高手，总要切磋一番。他一边舞弄着棍，一边说着自己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之类的谦虚话。父亲自诩是食肉动物，无肉不欢。他特别爱啃肉骨头，有一次啃着啃着，假牙从嘴里掉落出来，他一边捡一边说：“秦琼当剑卖了马，吃饭的家巴什全丢了。”他爱喝面条，一顿能喝两大海碗。有时，他上孩子们家吃饭，孩子们都开玩笑说他是“面条王”“老逮逮”（烟台土话，能吃的意思）。他反驳说：“没有我这个老逮逮，哪有你们这些小逮逮？我比起一顿饭能吃一斗米、十斤肉的老廉颇差远了。老饭力，老饭力，不吃断了气。”

我有女儿时，父亲已进入古稀之年，他非常疼爱这唯一的孙女，真是“抱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整天将“爷爷的小棉袄”或“乖乖嘴，蚂子（蚂蚱）腿，心肝系，乖子（蝈蝈）鼻”的顺口溜挂在嘴边。他们祖孙情深，父亲走到哪，我女儿也会跟到哪。一次，父亲吃撑了，一边走，一边“不不”个不停，我女儿摇摇晃晃跟在他身后，小手指着父亲，在后边大声“嗯嗯”，意思是告诉爷爷放屁了。父亲很胖，他艰难地转过身，看着孙女，一字一句认真回复道：“俺知道了呀。”母亲笑了：“你望望，你爷爷脚后跟踩了‘疥巴子’（指癞蛤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如今父亲去世二三十年了，当年爷孙俩那幅温馨画面仍存在我心里。

1995年，父亲患了重病。他深知自己病入膏肓，但毫不在乎。他把烟台人常念叨的“七十三，八十四，不死阎王老爷眼中刺”“早上了阎王爷的生死簿”等挂在嘴边。我们把他送进了医院。有一次，我回家给他拿换洗衣服，他一再嘱咐我，如果邻居问怎么样，一定要说他的病好些了。从父亲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要强的一面，更能感受到他顽强的求生欲。父亲住院期间，母亲一直在医院陪他。父亲弥留之际，对母亲说：“老伴呀，我走了，先去给你探探路。”一句话，说得母亲泪流满面，这也是父亲撂给世界的最后一句俏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