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雪曼舞，腊梅吐蕊。时光飞快，转眼间，又一年的腊月，被时光老人拽着匆匆而来。跨过“腊八”的节点，年味开始浓郁起来。已过知天命的我，低头不自然地也就会想起过往的腊月，那一个个留下深刻印象和烙印的腊月，也就会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那年的小年那天，我放了寒假在家，正要听评书《杨家将》时，发现收音机的电池没电了。担任大队会计的父亲，到年底决算工分和账目很忙，母亲忙着蒸饽饽、包饺子，没时间去买。我要钱去买，母亲也不给，把我急得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因为实在太喜欢听《杨家将》，趁母亲去邻居家借鱼卡子的间隙，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偷偷从母亲放鸡蛋的小纸缸里，捡了两把鸡蛋，放在母亲经常去卖鸡蛋的那个有麸子皮的小圆竹篮里，一路轻手轻脚地提着来到了城里的农贸市场，蹲在卖鸡蛋的行列里。那天很冷，北风呼呼直刮，冻得耳朵生疼，手也揣在袄袖里。不时跺着脚、搓着手、哈着热气，鼻涕不时就流了出来，有时在棉袄袖上擦两下，袄袖立刻就会显出锃亮的痕迹。这时，一位两鬓泛白的老爷爷，拄着拐棍蹒跚而来，看了我篮子里的鸡蛋问：多少钱一把？我回答：一元一角。大爷见我的鸡蛋全是红皮的，个也特别大，就全买了。就在我往老爷爷的篮子里捡的时候，发现一个鸡蛋碎了点皮，蛋液未流出。觉得可能是在家匆忙捡时碰碎的，我就告诉老爷爷，这个碎了，您就少给一角钱吧！老爷爷微笑着蹲下来还抚摸着我的头，把两把鸡蛋钱都给我了，缓缓而去。其实我不告诉他，他当时也不会知道。但我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呀。这时，我拿出一角钱追上了老爷爷，要少算那个碎了皮的鸡蛋的钱。老爷爷摸了摸我的头，竖起大拇指，任我怎么说都不肯要那一角钱。

然后，我买了电池和一包好玩的小东西兴高采烈地回了家。那天，母亲包的地瓜面饺子。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能吃上顿白面饺子。当母亲知道我把她准备过年待客的鸡蛋卖了的时候，很恼火，愁得直跺脚。因为刚从外国大使馆工作的舅舅过年回老家探亲，正月里要来我家做客，这两把鸡蛋是为他准备的。吃午饭时，父亲知道这事后，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就差扇我两巴掌了。

我一边端着盛满黑面饺子的碗，一边“吧嗒、吧嗒”往碗里掉泪，差点嚎啕大哭起来。父亲严厉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吓得我一个黑面饺子也没吃，丢下碗跑出了家门。可见，那时的日子是多么的清贫和艰难呀。

改革开放后，“单干”第二年的腊月年根，父亲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专门给我上学用，又买了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那年的腊月，父亲置办了好多年货。母亲把大猪头烀好后，带着热气切上一大盘子给我们解馋，我们弟兄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撑得好几天内看见猪头肉就想吐，可能是吃多了被腻住了。此后，再也不馋猪头肉了。现在想来感觉很好笑。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的那年，年根儿，我给母亲买了件呢子大衣。回家时给母亲穿上，母亲抿着嘴，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仿佛绽开的菊花。但当她得知大衣价格时立即变得不安起来，并一个劲地埋怨我乱花钱。那时腊月的年货就丰裕多了，家乡父老的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一年更比一年高。

现在的腊月，人们已不再为置办年货而忙碌。因为随时都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物品，也不用怕排队，更不用怕商品短缺。前几年腊月，我都忙碌在外出旅游上。一到腊月年根，我们就全家出动，先后去过香港、澳门、深圳、珠海、桂林、南京、昆明、杭州、乌镇、西塘、台湾等多地旅游过年。

腊月，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商品的充足供给，过年不再像以往那样忙碌，年味逐渐地淡了，儿时的那份期盼和激动也不再出现，永远留在了难忘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