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兆安

父亲啊！三十年前的今天您与儿女们“不辞而别”。我们时刻在牵挂着您，每每回到故乡，总会深情地远眺那条留着深深车印的泥土路……

——题记

今年的农历三月初八（公历4月19日），是一生默默无闻的父亲邓汝禄去世30年的纪念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转眼我也成了花甲之人，儿子也已成家立业，但是对父亲的思念却如醇酒越陈越浓。在极度的思念中，我努力追忆着父亲的点滴往事，心中隐隐感到对父亲知之甚少、记忆模糊，有些阶段甚至是空白。对此，我深感自责：为啥父亲在世时不多一点关心和了解呢？失去了才愈加懂得珍惜，可是时光却不能倒流……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父亲的一生，我动员所有的兄弟姊妹和本家的叔叔婶婶一起“打捞”线索，还多次登门寻访与父亲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老邻居、老同事、老领导，深情回忆，反复印证，一点一滴，从而揭开和连接起了父亲那不惧艰难、英勇抗日、热爱集体、铁面无私、关爱子女的平凡人生……

（一）

我的堂叔邓汝万，今年虽已83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当回忆起老邓家的“家史”、聊起我父亲的早年时，他心潮起伏，眼泛泪光，一直哽咽着说：“过去咱们家太穷了，我二哥什么行当都干过，吃尽了苦头，他是邓家的‘顶梁柱’啊！”

父亲生于1914年，正赶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祖籍掖县西由镇街西头村。父亲弟兄五个，他排行老二。老奶奶祈求子孙们今后过上好日子，在世时给前面四个孙子起的名字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福禄寿喜”，却未能如愿:大伯为谋生跑到东北去卖苦力，三叔替地主家孩子去当“壮丁”一走再无音讯，奶奶悲痛万分，泪如泉涌。从小就孝顺的父亲双手拉着四弟、五弟，在奶奶面前坚定地说：“娘，今后家中有我扛着！”从此，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落到了年仅15岁的父亲肩上。

当时家里七口人，仅有几分薄地，三间半草房，无耕畜，主要靠租种地主家的土地和外出做工维持生计。父亲深知要改变家庭现状，必须要掌握一门手艺。我的二爷爷邓进庆，从小就会瓦匠技术，在十里八乡无人不知。对此，父亲十分敬佩和羡慕，就主动拜二爷爷为师，先跟着当徒弟学本领。父亲干活很有眼色，又肯吃苦，每天都早早来到工地，提前备好各种料物，收工后又主动清理现场，并把师傅使用的工具擦得干干净净。二爷爷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觉得侄子将来是干瓦匠的一把好手。于是，他不仅帮助置办了全套工具，还言传身教把所有技艺都传授给了侄子。对此，父亲感激涕零，用心钻研，仅用一两年的工夫，就能够独挡一面了。当他把第一笔收入交到奶奶手里时，那自豪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于瓦工季节性强，加上日常的活又少，日子过得非常紧巴，父亲常急得团团转。后来，父亲看到有的街坊去青岛贩运烟酒等用品，就用一头猪换回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从此踏上了长途贩运谋生的路。每次凌晨两三点左右，天还一片漆黑，父亲就带着干粮，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当时掖县与青岛相距约四百多里，需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并且道路也大都是泥土路面，对人的体力消耗极大。父亲曾对邻居讲述过，抵达青岛时往往两条腿已经僵硬得无法动弹，需要同伴们相互搀扶才能下来车。第二天一早，又要抓紧置办货物往回返。一辆自行车要搭载二三百斤的货物，遇到刮七八级的顶头风时，需要浑身用力才能蹬得动车子，骑上坡路时只能下车，一步一步推着走，两脚蹬地，大汗淋漓……个中艰辛常人难以想象，但为了这个家，父亲把这一切都过成了日常。除了远赴青岛贩运，为了合理利用时间多挣点钱，父亲又开辟了另一条生财之路：到九十里外的龙口港拉脚送货。就这样，他经常不停地奔波在南北“两条战线”上，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虽然父亲长年累月、拼死拼活地干，帮助奶奶苦苦支撑着这个家，但依然是缺衣少食，难以为继。有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奶奶就背着父亲去西由毗邻的村庄沿街乞讨，受尽了白眼和委屈。更令人气愤的是，一次奶奶去地里捡柴火，被本村的地主看到了，竟不分青红皂白硬说奶奶踩坏了他家的庄稼，将柴草全部扣下，把背蒌摔出老远，并大声斥责：“快滚蛋！”地主的横行霸道，进一步激起了父亲对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也使他逐步懂得了穷苦人家要彻底翻身做主，必须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38年，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胶东半岛。1939年10月，父亲毅然参加了八路军胶东军区第14团，他怀揣国恨家仇，冲锋陷阵，英勇作战，至1944年底先后参加了掖县郭家店战斗、栖霞牙山战斗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最后在一次阻击日寇的战役中不幸身负重伤，无奈退伍回乡，背部、肩部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1946年，父亲又与奶奶一起坚决支持五叔邓汝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叔没有辜负家人的信任和嘱托，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历经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殊死战斗，成为全家人的骄傲……

大哥邓兆吉每每忆起父亲和邓家的这些光荣革命史，都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千：“父亲这位抗日老兵，一心报国却壮志未酬，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们后辈的身上啊！”

（二）

1947年，地处解放区的家乡实现了土地改革，我们家共分得4亩多地，全家人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父亲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建国后，父亲更加向往走集体化的道路，踊跃报名参加村里的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好过一天。

1958年后，随着西由人民公社的诞生，街西头村共设立了四个生产队（后划为十二个），其中第三生产队覆盖村西南片的二百多户人家。由于耕地、人口较多，加之刚刚组建，千头万绪，很多人不愿担这个责。村领导在费心选好队长的同时，又推荐我父亲为副队长。当征求意见时，他明知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但仍二话没说地愉快接受，协助队长治理老洼、压沙治碱、发展副业、兴修水利，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1959年冬天，县里统一组织施工力量，整修东部最大的白云洞水库，父亲闻讯后主动率领队里的年轻人开赴前线，顶风冒雪挖淤泥、拉沙土、筑大坝，苦干一个月，提前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受到工地指挥部的表扬。

曾长期在同一生产队担任妇女队长的泮文娟，今年已九十岁高龄，虽然腿已站不起来了，但对过去的事情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聊起我父亲，她十分敬重地说：“你爹啊，只要看到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总会上前去管一管，从不怕得罪人。”她回忆起了一件往事。有一年秋天，父亲领着一群社员收获花生，队里规定不准个人私拿集体财物。等收工时，父亲在大伙面前先把自己的篓子打开“亮相”，随后依次进行检查，有的人在篓子下面藏着花生，上面放着衣服或柴草想蒙混过去，被父亲发现后均严肃处理。虽然得罪了个别人，但赢得了广大社员的一致好评。

为了不断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父亲与队委会领导一起想方设法广开门路。队里田间的排水沟盛产蒲草，是编织嗄达子的最佳材料，这种冬天穿的保暖鞋在当时北方农村十分兴盛。因此，每年深秋时节，父亲都挑头领着年轻的小伙子们喝上几口烧酒，暖暖身子，就跳进冰冷的水沟里，收割这些又高又粗的蒲子草，不仅弄得全身脏乎乎的，干一小会儿就冻得浑身上下打哆嗦。收上的蒲草，需一根一根地拔掉长梢、剥出蒲茎晾干，扎成小捆到集市上出售。父亲看到队里收进的一张张人民币，更加激发了他为集体副业发展拼搏的干劲。

饱受苦难的父亲，感党恩，跟党走，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发展集体经济当中。他的一言一行也直接感染和影响了哥哥们。1963年，父亲因不识字主动“退居二线”，适逢大哥邓兆吉刚初中毕业，由于大哥思想进步、乐于付出，不久就被社员们推选为第九生产队副队长，并兼任民兵排长，他带领队里的青年们哪里任务最重就到哪里去。由于表现优异，1965年他被选拔为人民教师，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哥邓兆祥1967年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又接过大哥的“接力棒”，继续为集体经济发展出力。后来二哥应征入伍，在部队上多次立功授奖……看到儿女们的成长进步和接续奋斗，父亲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微笑。

（三）

“是邓师傅三番五次动员，我才加入基建队的，一转眼50多年过去了啊！”与我父亲邻村一起入队且长期在同一大组工作的王典军老师傅，比我父亲小十几岁，今年已年过九旬。据王师傅介绍，公社基建队于1968年成立，刚组建时仅有二十五六号人，连一间办公室、一张板凳都没有，全都是借来的，条件相当艰苦。

当时第一任队长是后邓村的邓林栋。因父亲经常领着社会上的瓦工盖房颇有名气，他首先想拉我父亲“入伙”。那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开始确实有些顾虑，后来父亲认为“散兵游勇”不如加入集体组织力量大、有奔头，加上母亲的坚定支持，他答应了下来，并利用白天晚上挨个同伴家登门做思想工作，共有五个伙伴背起工具箱兴高采烈地上班了。队长感激地说：“多亏邓师傅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啊。”

与王师傅谈起过去的难忘岁月，他止不住地打开了“话匣子”：“你老父亲不仅干活肯出大力，不耍奸不偷懒，而且严把质量，一丝不苟，多次在会上交流经验，是上上下下公认的‘好把式’。外出施工民房时，凡是屋山、前沿等显眼的地方都由您父亲‘把舵’。”稍停，王师傅又自豪地说：“令我一生最难忘的是，1971年我们一起建设的西由粮所的大粮仓，长达120米，可存放600吨小麦。上级要求绝对安全、坚固且不能有半点渗漏，难度特別大。你父亲被‘点将’施工最困难、风险最大的外墙砌石。墙的底部宽一米，逐步到房沿缩至半米，高达八米，这种特殊的施工要求，其技术标准几近苛刻，每天先要精心打磨备好各种石料，然后小心翼翼地吊到施工架子上，再一块一块抹沙灰砌到墙上，同时要不间断地通过水平仪和吊坠校好尺寸，不能有丝毫的闪失。墙体中间还需要垒大量的砖块，要一边快速地把砂灰铺平，一边弯下腰取砖筑好。每人一天要搬弄一千六七百块砖，并且要严丝合缝。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邓师傅和我们一直咬牙坚持到竣工，这对快奔六十的人来说，要付出多大啊！”

王师傅喝了一口水，掐着指头兴奋地说：“基建队的贡献对西由大着呢。例如农具厂、拖拉机站、供销社、红专学校、影剧院等重点建筑，都是我们这代老建筑人靠一把瓦刀、一把锤子干起来的。”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由于父亲不会写字，每天晚上都由我帮他填写工作单，记录的全是满勤，根本没有休息日。而当时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需交给生产队换算成工分，能领到手的只有十四五元的生活补贴，用不计待遇、拼上老命干工作来形容毫不夸张。

随着年龄的增大，父亲被队里安排晚上看管国家特大型金矿——三山岛金矿的建筑工地。这里存有大量的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个“肥差”，脑瓜灵活点，会沾不少光。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当时家里经济十分拮据：姐姐婆家赠给她的订婚礼品，被家里又原封不动地转给我三哥订婚用；我直到上高中才穿上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秋裤；四个儿子面临盖房娶媳妇……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面对各种诱惑，父亲丝亳没有动心。一次，矿上一名与父亲熟悉的朋友因家里修缮房屋需要几袋水泥，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提着烟酒想“通融”一下，但被父亲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常对工友和家人说：“集体的财产谁也动不得。宁肯得罪人，也决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

（四）

父亲大半生除了忙碌集体事业，对家庭和儿女们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倾注了深深的爱意……

过去农村家里盖房“上梁”，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街坊邻居都要跑来凑热闹，放鞭炮、抢喜品（糖块和各种面塑）、喝喜酒。一般房主这天会给瓦工们单独赠送一些喜品，以表谢意。每次父亲都不舍得吃，把这些“宝贝”全部带回家里，大人孩子每人一份，就像过年领“压岁钱”一样欣喜若狂，爱不释手。那时家里很困难，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白面食。因此，我年幼时特别盼望父亲能经常带回喜品，过段时间就会淘气地问父亲：“爸爸，今天上梁吗？”每当此时，父亲都会弯下腰嬉笑着说：“儿子，是不是你的馋虫又上来了？”

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对小儿，父亲也尤其亲昵宽容，从来没有大声训斥过，更没有动过手，因此也滋长了我的“斗胆”勇气。一次，母亲刚给父亲做了一双新布鞋，我偷拿了一只把它藏在锅底下的草灰堆里，急得父亲到处找，最后闻到一股烧焦味，才从锅底下发现已经烧着了的鞋，父亲气得直跺脚也没舍得打我。孩童时代的这些趣事，每当回忆起来时，深感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天底下最真挚、最温暖而不可替代的永恒的爱。

村里的文艺队久负盛名，每年春节周边村庄都来交流演出。我三哥从小爱好文艺，只要有他出演的节目，父亲每晚都准时搬着凳子，乐呵呵地坐在台下当观众，看到节目高潮时还直拍巴掌。从开始排练到正式演出一两个月的时间里，父亲的身影始终陪伴着。由于他白天劳累一天了，往往看一会儿就会开始打瞌睡，但仍坚持到排练结束最后一个离开。哥哥感动地说：“不把戏演好，哪能对得起老爹的支持？”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我在上小学时，喜欢上了打乒乓球，家里没钱买新球拍，父亲就精心挑选了块薄木板，让木匠给我加工了一副纯木制“球拍”，看我打球进步很快，就与母亲商量用卖鸡蛋换回来的钱，给我买了一副青岛“流星牌”球拍。当我接过崭新的球拍时，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练球的劲头也更足了，很快我就成为校队的主力队员。自此，小小的银球成为了我一生的挚爱，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活力。现在每当拿起球拍打球时，眼前常常浮现出老父亲那关注、鼓励的眼神，浑身就充满了力量，并助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由一名农民出身的“土记者”成长为高级编辑，并荣获“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入选中宣部授予的“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6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当我把这幅与总书记合影的大幅照片悬挂在父亲生前的老屋里，姐姐邓兆香抚摸着照片，噙着泪花喃喃地说：“爹，您在天堂里看到了吗？这是咱们邓家的光荣啊！”

1982年，当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工作岗位，退休回到家里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原来一米八多的魁梧身躯，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作，导致积劳成疾、腰椎慢慢弯曲，最后行走都十分困难，令人心酸痛楚。但是，父亲依然保持着乐观坚强的态度，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77岁），他对自己一生的选择和付出依旧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今年清明节前夕，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陪伴下，我再次回到了魂牵梦绕、六代人曾居住过的百年老宅。作为它的继承者，睹物思人，百感交集——这是邓家人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圣地”，也是父亲和先辈们历尽艰辛、不懈奋斗的地方，更是我们后辈不忘初心、永跟党走的心中“高地”。

慢慢走出古朴沧桑的老屋，站在发出新枝的老槐树下，抬头向西边的老街深情地望去，幻觉中我仿佛看到了从远处骑车而来的父亲，车把上依然挂着瓦匠工具箱，后座上载着各种日用货物，风尘仆仆，笑容可掬，坚定地向我走来。我不由自主地跑上前去，伸出双臂与父亲那挺拔的身躯相拥而泣，大声呼唤：爸爸，回家了……

思绪再次拉回，蓦然回首，父亲已离开30年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每一天，多些倾听，多些叙谈，多些了解，少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