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原四菊，14年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6岁。今年九月十六日，是她诞生一百周岁的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愈加思念母亲，她践行一生而“浓缩”传递给我们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近来通过拜访本家的叔叔婶婶、街坊邻居，以及我们兄弟姊妹的“集体回忆”，深切地感悟到母亲这位历经新旧社会、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看似一生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但从她身上所散逸出的孝道、重教、坚贞、勤劳的宝贵精神和高贵品质，恰如淡然朴实的菊花一样，虽不独傲秋霜，却馨香悠远，回味无穷……

服侍一辈子，成了婆婆的“贴心小棉袄”

母亲生于1920年，正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很不幸，因遭家暴被迫离婚，后经介绍于1945年嫁给了大她6岁的父亲，进入邓家。父亲排行老二，家里只有八分薄地，三间半老房，一贫如洗。伯父因家穷说不上媳妇，被迫闯关东另谋生路。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天长途跋涉去拉脚（替人运货），拼死拼活地干。看到此景，母亲只好自我安慰认了这个命，每当家里揭不开锅时，就跨上提篮与婆婆做伴走到很远的村庄去讨饭……

一根藤上两个苦瓜。母亲慢慢得知，婆婆一生命运坎坷。公公常年疾病缠身，在最小的儿子刚出生不久就撒手人寰，年仅46岁。祸不单行，刚刚过了两年，风华正茂的三儿子因生活所迫去当了“壮丁”，被日本鬼子活活枪杀。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婆婆忍受丧子的痛苦，又动员18岁的小儿子光荣参加解放军奔赴前线。这一深明大义的壮举，深深地触动和感染了母亲，在她的脑海中，婆婆从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农家妇女升华为革命“老妈妈”的光辉形象。母亲从心底里更加敬重和孝顺婆婆了。母亲对奶奶的日常照料，大都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冬季为了让土炕暖和，母亲总是安排晚上在奶奶住的西间锅上烧火做饭，夏天则调整到中午在西间的锅上做饭，以便奶奶晚上睡觉凉快；奶奶大便不畅时，母亲就单独做易于消化的饭菜；奶奶生病就贴身服侍，变着法做她最爱吃的饭食，精心调理，直至痊愈；为了突显奶奶的地位和尊严，凡是家里的大小事，母亲总是先“禀报”，让她拍板决定；每当春节来临，母亲都要提前备好足够的“压岁钱”，早早送给老人……这些“碎片化”的往事，藏着深深的爱和浓浓的情，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萦绕在我的心间，令我难以忘怀。

心系集体挑重担，被称为“第二妇女队长”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农业生产开始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当时母亲接近四十岁了，她把对新社会、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深厚感情全部倾注到了生产队的劳动中。她虽是个缠过足的“小脚女人”，但从不示弱，专拣重活、脏活干，在场院里被保管员和社员们尊称为“第二妇女队长”。

生产队的场院是加工、晾晒、存储农作物的主要场所。由于地多劳力少，凡是“大脚”的中年妇女都被安排到大田里劳动，场院里的重活则落到了母亲这些“小脚女人”的身上。一天下午，起初艳阳高照的天空忽然阴云密布，保管员一声令下，母亲迅速招呼同伴们两人一组，抬着一百五十多斤重的大斗子，叫着号子，颠着小步，来回穿梭。上万斤黄澄澄的小麦刚刚转移到仓库里，“哗哗”的大雨倾盆而下。这场突发的“战役”结束，打头阵的母亲已累得精疲力尽，走路回家的劲儿都没有了。

“那个年代大家都埋头苦干，一心为了集体兴旺。”年近九旬的老妇女队长泮文娟，回忆起当年与母亲并肩“战斗”时的情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我们两家同属一个生产队，还是对门邻居，她与母亲在一起劳动了十几年。“您娘干活舍得卖力，吃苦耐劳的劲头谁也比不上。”据她回忆，每年队里评定社员日出工的分值时，我母亲都在九分以上（十分值），在“小脚”妇女当中是最高的。那时母亲也常对我们叨念：“集体经济就是咱社员的‘命根子’，干集体的活绝不能偷懒耍奸。”铡麦穗时，她两只小脚站在长长的凳子上，使出全身力气用铡刀铡着一捆捆籽粒饱满的麦子；打麦场上，她常常到输送带的入口处，负责向上挑着沉甸甸的麦穗；晾晒场上，她不怕尘土飞扬，不停地用木锨向空中扬场……哪里有累活、脏活，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因此，她年年被生产队和大队评为先进社员，成为老年人学习的榜样。

宁肯自己挖野菜，也不让子女辍学

我的父亲出生于1914年，由于家里贫穷，从小就没进过校门，大字不识一个。母亲家里虽然生活尚可，但外祖父思想守旧，剥夺了她读书的权利。“两眼抹黑，寸步难行”，是父母亲心中一辈子挥之不去的阴影。母亲深知，只有读书，才会有好前程，因此，她怀着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的坚定信念，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们的教育培养上。

1960年，我大哥邓兆吉在西由学校念初中，那年正赶上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由于人口多，家里一度陷入了生活的绝境。父亲提议让大儿子回来挖野菜以渡难关。母亲坚决反对：“我替儿子挖野菜，不能毁了他的一生。”在母亲的坚强支持下，大哥顺利完成了初中学业。第二年，他先被西由中心完小选为代课教师，后又被录取为正式的人民教师。忆起这段往事，大哥两眼噙着泪花说：“当时学校里有接近一半的同学退学了，没有母亲的长远眼光和巨大付出，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我十年的求学生涯中，无论家里经济如何紧张，从没有出现耽误或少交学费的情况，也没有因家里缺钱而用不上各类学习用品，其“奥秘”在于母亲每年都把孩子们上学所需的费用，提前“规划”落实好，遇到天大的困难也“雷打不动”。这项不同寻常的“开销”，是靠母亲携家人咬紧牙关、一点一滴攒下来的。当时，生产队一年的分配收入很少，父亲每个月七八元的工资也要统一交给生产队置换工分。为此，母亲就两眼向内找出路。以前家里每年喂养一头猪，后来母亲巧排“工期”，科学饲养，增加到一年出栏两三头猪；养鸡也由单纯喂养成鸡下蛋，改为同时兼养小鸡；全家人起早贪黑割野草加工的饲料，既用来喂自家的牛羊猪鸡，也带到集市上摆摊叫卖。在吃的方面，母亲把集体分的小麦、花生都卖成钱，除春节几天外，平日全家吃的均是玉米、地瓜等粗粮，做的菜里也很少放油；穿的方面，每当过年时，父母亲带头穿多年不变的旧装，孩子们穿的大都是用旧布料漂染缝制的“新衣服”。直到读高中我才穿上一条新秋裤，之前穿的全是哥哥姐姐“传承”下来的衣服；住的方面，凡是家里的房子、门楼和院墙等建筑物损坏了，都是父亲自己动手修缮；用的方面，如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锅碗盆缸，每一件都成了锔过无数遍的“古董”了，只要能够坚持使用，母亲从不舍得丢弃……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母亲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硬是扛过了那些最困难的时期，用一分一厘积攒的“血汗钱”，给孩子们换来了美好前程。五个孩子先后拿到了初中或高中毕业证书，其中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加入了共青团。二哥邓兆祥还光荣参军，多次立功授奖。我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高级编辑，并荣获“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当我把与总书记合影的大幅照片悬挂在母亲生前的房间里时，堂婶王春华眼含热泪感慨地说：“你母亲如果还健在，看到你们都有出息了，该有多高兴啊！”

辛劳一辈子、奋斗一辈子的母亲，您在那个天堂世界过得好吗？儿女们时时刻刻在怀念着、惦念着和呼唤着您，有多少次我们全家人在梦中相依相会，门前的那棵老槐树亲昵地把我们紧紧地搂在怀里。母亲啊，母亲！虽然没有了您的身影，但您依然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依然是百年老宅子里的“主人翁”。只要有您在，儿女们就永远赶在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