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汝川

1965年,我加入了黄县(今龙口)电影放映队,在农村巡回放映,一直工作到2000年退休。做这一行,越到过年越忙碌,过家门而不入是常事。30多年的放映生涯,年年如此。事实上,从黄县电影队1956年成立那一天起,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因此有了那么一句俏皮话:“放映员过年——年年不着家”。

那时的黄县,仅有黄县城,仅在晚上10点前才能通上照明电,广大农村没有一处通电,连收音机都是稀罕物。村民们只能听听有线广播喇叭,文化生活单调匮乏,平时盼着放电影,过年时就更加渴盼了。全县一共6个电影队,遵照上级要求,我们根据各自放映区域的情况,将平原与山区、大村与小村进行“混搭”,制定出一个以点带面的放映路线。然后,检修、保养放映设备,认真地试机,确保春节期间的放映不掉链子。一直忙到腊月三十下午,放映员们才匆忙回家,和亲人吃个年夜饭。大年初一拂晓,吃了饺子,大家便纷纷往回赶,当天下午就出现在各村的露天放映场上。那里,早已摆满大小板凳,观众们都在翘首等待了。

乡亲们一见放映员来了,都争着道一声“过年好”。放映员和乡亲们寒暄着,手头的活儿却一点儿也不耽误,麻利地开始了一系列操作:挖坑、栽杆、挂银幕、绑音箱、抬发电机、架设放映机。

听说放电影,周围村子的小青年甚至腿脚利落的老人,也陆陆续续赶过来了。不用说,他们都是铁杆影迷,有些人平日里甚至夜夜跟着电影队转,每部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台词几乎都能背得出来。有时放映场地人太多,他们就爬到墙头、房顶、草垛和树上看,还有的双肩扛着自己的娃娃站在场边看。这群影迷把看正月初一的电影,视为每年看电影的起点,绝不会错过。这一天,他们老早就赶到放映场,为的是趁机与放映员搭讪拉近乎,走个后门,好让他们村放电影的“档期”能排得早一些,再早一些。

夜幕降临,放映员启动发电机,装挂拷贝,开始放映。劳作了一年的村民,过年能第一时间在自己村里看到电影,还能借着这个机会,招待特地赶来观影的亲戚朋友,那份高兴与自豪溢于言表。尽管《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影片他们已经看过好多遍了,但还是很有兴致,连加演的新闻简报也看得津津有味。后来解禁的《洪湖赤卫队》《穆桂英大战洪州》等影片,还有陆续登场的武打、爱情、港台以及外国电影,他们也都爱看,看到精彩处,放映场上一片鼓掌叫好声。

每当这时,也是我们放映员的幸福时刻,大年初一不能和亲人一起过年的遗憾,顿时烟消云散了。

1970年春节,我刚结婚一个多月,对象跟我是同行,也是电影放映员。我俩在腊月三十赶回老家过春节,正月初一拂晓吃了饺子后,我和对象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好不容易完成了祭祖、拜年,接待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到我家看新媳妇的人群。抓紧吃了午饭,在亲人们的挽留和声声不舍中,我俩离开了家门。

走到村口,寒风劲吹,飘着零星小雪,两个年轻人心情凝重,对视良久,没有言语,也没有拥抱吻别,只是互相拍了拍肩膀,双手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放。我俩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保重……”她的眼角泛起泪花,接着,迅速转身,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往东去了,奔向她所在的第5放映队分管的城关、羊岚、智家(今东江镇)等公社放映区域。

我怅然若失地望着她在风雪中渐行渐远的身影,直至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稍稍平静了一下心跳,也骑上自行车,向西去,奔往我所在的第1放映队管辖的龙口、海岱、黄山馆等公社放映区域。

当天晚上,我负责放映两部故事片,共计8本拷贝,放映时间需要4个小时。谁知在放完第2本拷贝时,放映机输片系统的挠性轴扭曲中断,收片盘无法正常收卷,若更换挠性轴,拆卸、安装需要半个多小时。而此时,小清雪又在寒风里时大时小地开始飞舞,观众身上披上了白色罩衣,却没有一个离开,仍然坐在原地不动,等待第3本拷贝的开演。有一名热心观众还主动为我撑起雨伞遮雪,保护放映机。

望着全场井然有序的观众和他们那期盼的眼神,我感动不已。于是,立即将螺丝起子插入片盘孔内,用手摇转片盘,人工收卷胶片。一气摇了整整3个小时,才把电影放完了。我的手冻得红肿疼痛,可是,能为观众赢得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值了!

那年春节期间的雪下得特别大,放映一度受到影响,有的兄弟电影队就想方设法,就地找大型房屋或仓库,遮挡门窗进行放映。我们第1放映队所处的龙口公社,其驻地就有一座内设1000多个座位的工人礼堂,很适合用来放映。

我们全队4个人,从黄山馆公社拉着装有放映设备、幻灯机和行李的地排车,冒着风雪,奔走几十里路,进驻龙口工人礼堂。然后,我们到四下张贴海报,招揽观众,售票。后来那些年,只要过年时天气不好,没法在露天场地放映,我们就移师龙口工人礼堂。这样,下大雪也挡不住人们过年期间看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