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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的抗日之举

2015-07-01 08:31:00

来源:水母网  



    唐锡彤

    吴佩孚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军政人物,一生坚持抗日。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抗日理念和作为,表现出一位爱国军人特有的节操。特别是他在人生的最后八年,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特殊形式坚持“一个人的抗战”,最后死于日寇之手,展现了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本色。

    “五四”时期的抗日理念与作为

    吴佩孚1874年生于蓬莱,其父吴若天以明代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号(佩玉)为他取名,“佩”字为名,“玉”字为字(吴佩孚字子玉)。可以说,戚继光影响了吴佩孚一生,是他一生反日、抗日的精神支撑和效法楷模。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发炮击中蓬莱阁上匾额“海不扬波”四个大字中的“不”字。他“亲见甲午僭师,誓雪国耻”。多年后,吴佩孚作《满江红》词以表达他的报国之志。

    1918年,驻防衡阳的吴佩孚提出“罢战主和”主张。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抗击日本侵华,两年后毅然撤兵北归“以制倭”。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吴佩孚以一师之长,电告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不能出卖山东主权,从而促使中国拒签巴黎和约。6月16日,吴佩孚联合南北军政要人61人,通电反对和约签字,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列后盾,以效前驱”,希望政府“以民意为从违,以军人为依据,坚持到底,万勿签字”。 1919年8月,济南惨案发生,吴佩孚痛斥济南镇守使马良“不良”、“滥杀无辜”。他指出“山东青岛,系中国公共之领土,非少数人之私产也。况其地当冲要,为我国沿海第一门户,决不能送于外人。故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誓死相争,拒绝签字,非达交还目的不止”。

    1920年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问题交涉案,逼北洋政府就范,吴佩孚再次打破北洋军界的沉寂,首当抗日先锋。他上书大总统徐世昌,严正指出:“今我政府若与之直接交涉,国体何存?人格安在?我国民不惜以牺牲流血之价值,仅博此拒签之余地,若政府遂与直接交涉,是不啻与国民宣战也”。吴佩孚还调动、联合直系诸将领,呈文国务总理靳云鹏,请其“拒绝直接交涉,驳还日牒,以解群疑,而定人心”。 “切勿为一方权利(指皖系)而牺牲国家领土,勿为一时权利而牺牲青史名誉”。由于吴佩孚等实力派人物的坚决抗争,北洋政府始终未直接与日本交涉。

    “五四”时期,吴佩孚力主拒签和约,反对补签和约和中日直接交涉,实有收回山东主权之大功。当时舆论一致认为吴佩孚的言行是“赤诚爱国”、“大义昭然”。陈云说,他当时是“相信吴佩孚的”。蔡和森说,吴佩孚在“五四”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攻击安福、新旧交通系卖国,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行动总像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主张与实践

    “九·一八”事变,吴佩孚在四川成都,“闻报,一夕不寝。黎明,出示电稿,盖抗议倭庭速返关东之地,否则率师周施”。遂即“去装北归”,绕道赴京,旨在利用张学良、于学忠等和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抗日救国。1931年11月,吴佩孚抵达兰州,着手解决了“雷马事变”,说服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甘肃、四川、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将领发出了拥吴佩孚出山共同抗日的“咸电”。吴佩孚响应通电,出任“兴国军联军总司令”并发出通电,号召抗日。但他的主张和行动不为蒋介石接受,只得离开兰州,向张学良治下的北平进发。行前,他致电日本驻成都领事馆,强烈斥责日本政府“前据我东鲁,今又窃我沈阳,人谋虽巧,公理难容”。

    路经内蒙包头,天津《大公报》记者来访,吴佩孚明确提出了“和内攘外”的政治主张,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方略相悖,却与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不谋而合。为了实践“和内攘外”的政治主张,他到北京后即力图说服张学良共同抗日,但张学良以实力不足相回应。热河省长汤玉麟曾邀请吴佩孚到承德,商议联手反攻沈阳,吴佩孚决计出山,也因淞沪协定签订而止。此后,吴佩孚“力助关外义勇军抗日”,并在北平许多学校宣传抗日,鼓励青少年抗日救国。他说:“现在国难当头,吾人不应再做萧墙之争,应捐除权利之私见,共赴国难。”“诸君尚能效法关岳,联合全国各学校义勇军,一致对外,则东北东南之日军,不过十余万人,其势虽强,亦不足惧。愿与诸君共勉之”。他的这些言论,对激发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吴佩孚于次日即发表申讨满洲国“蒸电”:“故清废帝溥仪,受日人嗾使,于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之职,警报传来,不胜发指!……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方今四海横流,国亡无日,吴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

    1932年4月,国际联盟调查团途经北平时,由中国代表顾维钧陪同往谒吴佩孚。吴有致国联调查团书,力主遵守九国公约确保中国领土之完整与主权之独立。他指出“东三省与上海问题,非仅中国一国之问题,乃全世界安危问题,亦非公约尊严问题,乃人类祸福问题。中国以此严重而又迫切之问题,诉诸国联,意盖在此。且本人尤郑重声明者,我中国人民虽酷爱和平,但亦酷爱国土,如至万不获已时,亦惟有武力自卫耳。”8月27日,吴佩孚又通过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英国人),转送《致日本天皇书》。书中指出:“贵国(日本)凯觎我满洲者久矣。”然后一一批驳日本强占东北之借口“可谓毫无理由。”指出日本“今日之事,虽胜犹败也”。正告天皇“是谓不仁不智”。吴佩孚以在野之身致书日本天皇,虽然是与虎谋皮,但却代表中国人向日本天皇发出了正义的呼喊,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战。

    “七七”事变前后的抗日主张和作为

    自1935年至1939年12月,吴佩孚在其人生最后四年,坚持自己的抗日主张,坚持特殊形式的抗战:一是反对“华北自治”,与汉奸周旋,二是提出日本人退出中国作为出山条件,与日本人周旋,三是提出恢复中国主权作为与汪精卫合作的条件,与汪伪周旋。

    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提出了更加严酷的侵略要求:华北五省政治经济完全独立并掀起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目的是企图使整个华北脱离中国,即“满洲化”。1935年11月底,日本特务令宋哲元组织所谓“华北自治政府”,意在拉吴佩孚出山作傀儡。一时间,吴佩孚一些旧部及华北汉奸头目轮番上门劝驾,请吴佩孚出山做“华北王”。吴佩孚不为引诱威逼所动,宁愿清贫做寓公,决不出山当汉奸。他严正指出:“若另组政府,实国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自治者,实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治其所治,非吾人所治也。”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武力进攻的同时,推行“以华制华”手段,以“大东亚共荣”、“中日提携”为幌子,以北平和南京为两个中心,收买汉奸成立傀儡组织或政权形式。吴佩孚是日本人诱降的主要对象之一,妄图“建立一个以吴佩孚为中心的新政府。”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展开了大规模的诱降活动,并三次亲自出马请吴佩孚出山。第一次,土肥原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说:“自身不能救,焉能救人?”第二次,土肥原说:“请玉帅出来调停和平。”吴答:“请贵国天皇及中央介公双方来电,请我出任调停,当然可以。”第三次,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回答:“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连东北也在内。”三次会见,不欢而散。

    为了攻克吴佩孚,土肥原又对吴佩孚采取三项对策:一是在北平设立名为“南山庄大迫机关”,专门从事“敦请”吴氏出山工作并从日本请来曾任吴佩孚幕僚的冈野增次郎协助劝吴,利用昔日旧友关系,日夜在吴身边游说、进言。二是收买、贿赂、指使吴佩孚旧部、僚属、汉奸各色人等假借“民意”,请玉帅出山“安呼号之苍生”,“结友邦明达停战之好”,云云,吴佩孚令人将一具棺材摆在庭院,以表示自己不出山当汉奸的心志,史称“陈棺言志”。三是利用报纸广播等宣传工具,大肆制造谣言,欺骗世人,迫吴就范。1939年1月31日,敌伪机关逼吴佩孚召开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代吴起草的“讲话稿”。吴佩孚却借机口头向记者公开他实现和平的三项条件:“一是有实地,以便训练人马,二是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并强调:“实权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时。”吴佩孚以日本人让出主权为出山条件,这是他抗日主张的一种表达,是与日本周旋的一种策略。

    1939年3月,日本诱降汪精卫成功。日本政府和汪精卫密切合作,向吴佩孚发起新一轮诱降攻势。1939年6月初,日本政府五大臣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议案,其中规定“将争取吴佩孚工作改为汪吴合作,新中央政府由汪吴共同主持,建立汪吴联合之新中央政府。此政府按吴七汪三分成。”汪精卫奉日方旨意致函吴佩孚,极力劝进。吴佩孚复函教训汪氏:“和平要领,则以保全国土、恢复主权为惟一主张。”1936年6月26日,汪精卫到北平,一定要亲自请吴佩孚出山。吴佩孚终以不与见面拒之,借此表明立场,拒绝出山与汪合作。

    汪精卫在北平干等半月后回到南京,仍连发数电,邀吴参与伪中央政权,还特派陈中孚专程赴京,游说吴汪合作,并以伪组织军事委员长及北平政治委员会委员长为诱饵,还允吴仍居北平。吴佩孚拍案作色:“谁同汪合作,这人就是下贱,”临别交手书文天祥《正气歌》一首,托陈交汪,再次表明他不出山的正义主张。

    关于日汪诱降吴佩孚失败的原因,吴佩孚老朋友冈野增次郎在《吴佩孚想法与日本意图之比较》中总结了六条:一是吴要求日本恢复中国主权;二是吴以中国古代文化把握人心;三是吴人格不可辱;四是吴治国平天下是树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五是吴以清廉洁白为本;六是吴以天下第一自居。实际上,最本质的原因即要求日本恢复中国主权,日本人退出中国。日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吴佩孚当然不会出山。

    1939年12月4日下午4时,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日军军医石田,由汉奸齐燮元、符定一等陪同抵什锦花园,名曰给吴治牙病,实为加害于他。一刃即下,口血溢出而殁。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死吴佩孚,日本学者藤井志枝发表文章指出:“在1938年至1939年间,日本对吴佩孚展开诱和活动,日本称之为‘竹工作’。这是日本的五相会议决定对中国的谋略构想,委由‘对支特别委员会’任命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成立所谓土肥原机关的一种谋略机关。其谋略工作包括:1、在中国成立新的中央政府。2、集结反蒋大联盟。3、在中国进行‘分治统治’的原则。然而,吴佩孚的对日态度显示一中国人的典型,始终拒当日本的傀儡。于是,日本所策略的汪(精卫)吴(佩孚)合作终于宣告失败,吴佩孚亦遭暗杀而死。”

    吴佩孚死后,蒋介石发唁电吊丧,表彰其“精忠许国”、“正气长存”、“大义炳耀”。国民党中央决定:“追赠一级上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他的死,全国同胞闻此噩耗,均不胜其感念悲悼之情矣”。“其公忠爱国之处,实足以激发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华胄争取最后之胜利也”。

责任编辑:安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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