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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初见巩俐怀疑张艺谋走了眼 担心红高粱砸她手
水母网 2012-10-16 08:48:00 来源:浙江在线-今日早报  评论(加载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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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曾怀疑张艺谋 担心“红高粱”砸巩俐手里

 巩俐、莫言与张艺谋、姜文昔日合影。(资料图)

    原标题 [莫言曾怀疑张艺谋 担心“红高粱”砸巩俐手里]

    浙江在线-今日早报10月15日报

道 1988年,张艺谋把红地毯一路铺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红高粱》于中国电影的地位不言而喻。那是新中国电影第一个世界级的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当时,张艺谋38岁,姜文25岁,巩俐23岁,编剧莫言33岁。这部电影的幕后还跑出两位电影圈的重量级人物——摄影师顾长卫和作曲家赵季平。就是这群人,开创了中国电影新的影像时代。

    初见巩俐 莫言怀疑张艺谋走了眼

    1986年3月,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后,立刻在文坛引起轰动。那年7月,还在拍摄电影《老井》的张艺谋特地从太行山的片场赶到北京,与莫言协商小说改编权问题。

    “我第一面见张艺谋感觉到很可靠,就像我们村的那些生产队队长,一模一样。”莫言和张艺谋商定,由陈剑雨、朱伟、莫言三人将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剧本。稿子由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

    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说版权费。电影开拍后,作为“编剧之一”的他又拿到了1200元的稿酬。

    不过,那时候电影的名字不叫“红高粱”,叫“九九青杀口”。开始的时候,莫言对张艺谋是有意见的,主要集中在女主角巩俐身上。

    1990年代,莫言曾写了一篇文章叫《妖仙狐媚——激扬巩俐》的文章,回忆了当时在《红高粱》剧组初见巩俐时的场景:“她那时经常挑着两只木桶在县府招待所的大院里踱来踱去,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我初见这样子的巩俐,心中不由升起了团团狐疑之云,说实话,巩俐和我心目中的‘我奶奶’形像相差甚远。在我的心目中,‘我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小姐更像一位初谙世事的女学生——事实上她正是一个女学生——于是我怀疑张艺谋走了眼,于是我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巩俐手里……”

    其实,张艺谋初见巩俐也觉得她不合适:“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红高粱》女主角对不上号。”但因为巩俐是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正在中戏读导演系的李彤推荐的,老谋子想了想,觉得应该再了解下。结果,经过进一步接触,他才发现巩俐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张艺谋和巩俐因为《红高粱》走到了一起,再经过《古今大战秦俑情》、《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电影的合作,老谋子还为了巩俐和肖华离婚了。

    据说巩俐拍《红高粱》的时候是有男朋友的,只是对方不愿意她拍《红高粱》,结果,电影开拍后两人矛盾就慢慢激化了。

    1992年,张艺谋的前妻肖华曾经出过一本名为《往事悠悠》的书,披露了她和张艺谋、巩俐的瓜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

    打破常规 吴天明私下凑钱助艺谋

    说回《红高粱》。1987年春天,张艺谋派了副导演杨凤良去了莫言的老家高密,以每亩250元到300元的价格,与农民签合同,种下100多亩高粱。这笔钱来得很不容易,是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从厂里“悄悄”凑的4万多元。

    为什么是“悄悄”?这得从吴天明和张艺谋的关系说起。

    1983年下半年,吴天明在拍电影《人生》的时候,某日剧组突然来了三个年轻人,说是给电影采景,但没钱了,饿得不行。虽然吴天明不认识这三个后辈,但还是给他们备了饭。聊着聊着,得知他们的困难不小,就让摄制组拿了两三千元钱给他们,还把剧组一辆吉普车调出去给他们用了一个多星期。这三个年轻人就是张艺谋、陈凯歌和何群。他们筹备的电影就是后来被公认为“第五代导演扛鼎之作”的《黄土地》。

    后来,张艺谋从广西电影制片厂调到了西影。当时,吴天明看到张艺谋一家三口寄居在老丈人家里,生活困难,于是,他顶着厂里的非议,费尽周折把张艺谋的妻子从县城调进西影图书馆,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1985年,吴天明筹备拍摄电影《老井》。他先是提拔张艺谋担任摄影师,后来又出人意料地选了张艺谋做了男主角,不仅给了他当时国内男演员最高的片酬——500元,还将张艺谋送上了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领奖台。

    就是这层亦师亦友的情谊,《老井》拍摄的时候,当张艺谋带着《红高粱》的小说提纲找到吴天明,说想要拍成电影,吴天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结果,老谋子到高密看景才发现,原来小说里写的高粱满地早就成了传说,要拍高粱地就必须自己种。当时,国内电影制片厂有很严格的生产程序,剧本必须在厂长办公室会议通过后,下了第一道生产令,财务科才会批出钱。可要等到那一天,就错过了高粱抢种的季节。于是,在上级部门没有任何批示的情况下,吴天明跑去西影各车间游说,这才凑齐了种高粱的钱。

    可新问题很快就来了——1987年六七月份,高密天旱,高粱长势不行。眼看着要拖累秋季开拍,张艺谋给莫言发了求助电报,大意是希望莫言出面找高密的县领导们帮帮忙。莫言接到电报后立刻赶回了老家——“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出战柏林 《红高粱》原是救场参赛

    1988年10月10日,《红高粱》在国内上映。高粱地里喷涌着情欲和野性,一下俘虏了观众的心。

    在当时电影票价只有几角钱的情况下,票价居然被炒到了10元,可见受欢迎程度。而影片最终票房超过4000万元,意义亦远胜于今年获得7.8亿票房的华语最卖座电影《画皮2》。比如冯小刚,他拍《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故事说到1980年代陈道明带着女儿去看电影,背景的布告栏里贴着一张《红高粱》的海报,可见其时代标志意义。

    不过,当初选送《红高粱》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却是为了“救场”——1987年年底,电影局本来决定送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孩子王》到柏林参赛,不想陈凯歌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选择了来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当时已进入12月,而柏林电影节的报名早在11月底就截止了。负责选片的余玉熙(后来新画面影业的总经理)向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便推荐了刚刚制作完成的《红高粱》。柏林电影节主席哈德尔看完很满意,破格给了《红高粱》入围的资格,这才为该片后来柏林抱奖铺平了道路。当时,和《红高粱》一起柏林参赛的,还有黄健中执导的电影《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他和张艺谋都是第一次出国比赛。

    至于莫言,《红高粱》之后,他还给张艺谋写过两个剧本,一个是《英雄·美人·骏马》,一个是《白棉花》。但后来张艺谋相中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拍了电影《幸福时光》。

    迄今为止,莫言有四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分别是:张艺谋在1987年执导的《红高粱》,霍建起2003年执导的《暖》,李幼乔执导于2000年的《白棉花》。还有一部就是张艺谋在2000年拍的《幸福时光》,这也是公认莫言所有小说改编里最失败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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