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9月14日对成克杰执行了死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单独或伙同情妇李平收受巨额贿赂，于2000年7月3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京华时报12月1日报道 30年来，机会与诱惑几乎同时多了起来。
有人把握了机会，有人没有抵制住诱惑。在诱惑面前失守的人，如果是一个权力掌握者，受到损害的可能将是公共利益。
当权力不受制约时，贪腐就会大行其道。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30年的反腐败之路，也可被解读为对权力的制约之路。
忌讳时代
“杀!”一群白发老人握紧拐杖向地上一戳，齐声说道。
那一幕，给年轻的法律学者林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92年的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参加了一次内部通风会，通报的内容是当时查处的官员腐败问题，与会的人员，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后来调到中央党校的林喆成为著名的反腐问题研究专家，而当年，她对贪腐问题还比较陌生。
彼时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列车在轰鸣中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双轨制并行期间，各利益集团开始粉墨登场，一批官员的贪污、腐化的问题开始显露。
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了老干部们的忍受程度。通报结束后，会场上一片沉寂。
一名70多岁的老干部，嘴唇颤抖着说：“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个字——“杀!”
这一幕让林喆非常震惊。“我当时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这些老人如此痛恨的腐败。”
在当时，“腐败”一词还不通用，媒体更多地使用“腐化”一词。“生活腐化”成为当时许多落马官员的罪状。
在这次通报会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找到林喆，约她写一本关于腐败的“畅销书”，并强调，这本书至少能让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
林喆接下了这个题目。对腐败问题深入研究后，她认为腐败就是指权力腐败。“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异化机制。任何权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会走向腐败。”
林喆将重点放在对权力的分析上，她很快发现，这不是一本写给高中生的书。
一年后，当林喆将题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最初约稿的编辑诧异了。“腐败与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绝出此书。
1992年，仍然是一个忌讳的时代，腐败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探讨的问题。正如中国的发展之路在摸索中前进一样，林喆的书稿也几经沉浮，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
在著书过程中，林喆也对“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做出明确的回答——
“不是这样。”
最初的腐败
就在林喆被白发苍苍的老干部们的愤怒触动的同一年，在意大利，一场政界丑闻震动朝野——一个清洁公司老板不堪政客勒索而举报，深入调查后，人们发现，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在大肆贪污索贿。
贪污腐败已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难道是中国打开国门，才导致贪腐现象流入并蔓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贪污腐败分子了。”林喆说。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注意到贪腐潜在的威胁。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人们，“不要被没有拿枪的敌人征服”。
1951年，一起贪腐大案震惊全国。当时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和前任刘青山，被发现贪污救济粮款、治河款等，总计超过171亿元(旧人民币)。1952年2月，两人被执行枪决。
两个月后，新中国即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包括国家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军队，成为这部条例规范的对象。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是在当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揭露的，“三反”中排在第一的是“反贪污”。按照当年五大行政区统计，有122万余人被发现有贪污腐败等行为。
此后，中央政府又集中展开了三次反腐运动。
此间的各种运动，虽然有扩大化的倾向，但也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初掌权力的部分人就出现了贪腐的苗头。
这一切，都记录在了林喆的书中。
不过,一个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来那样严重，也并未蔓延。对此，林喆援引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解释，一是因为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为时不时的政治运动，极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权力。
后者，也可以被看做限制权力的一种极端的办法。
就在中国用更极端的办法限制官员权力的同时，1974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正是这个机构使得香港成为全球最为廉洁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反腐高潮
廉政公署成立5年后，1979年1月，在北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式恢复。多年以后，这个党内机构成为贪腐分子最害怕的单位。
与各级纪委陆续恢复的同时，1980年，在“文革”期间停止运作的检察机关开始恢复。中国的检察机关除了具有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外，还同时拥有侦查的权力，检察院也成为反贪腐最前沿的法律机构。
这一年2月，26岁的童海保考入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检察院，成为一名书记员。
2002年，童海保获选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这名长期在反腐一线工作的检察官，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因为一连串的反腐议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地位远远不如法院和公安局，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让童海保印象深刻的是，在当涂县，甚至有人拿着木材检查单走进检察院，以为这里是木材检查站。
当时贪腐案件比较少。事实上，可被贪污的资源也非常之少。童海保曾经办过一个贪污案，一个小学校长贪污购买作业本的提成费获刑三年，金额是2000元。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贪污1000元即可定罪，现在这个数字是5000元，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30元就已犯罪。
社会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的力度并未及时跟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知青返城找工作、大学生毕业分配、企业的供销人员寻找客户，托关系、走后门一时流行。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情况变得严重起来，倒卖耐用消费品在沿海地区开始猖獗，一些握有权力的政府机构也参与其中。官办企业成为经济领域最活跃的力量。据当时统计，从1986年到1988年，全国猛增了30万家“公司”、“中心”，其中62%以上的企业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弟依仗权势和各种关系经商，倒卖各种紧俏商品大获其利。
紧跟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次腐败高潮，便是反腐力度的加大。
1986年1月6日上午到9日下午，8000多名中央机关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在这个被称为“八千人大会”上，中央号召中央党政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成为全国的表率。
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检察院相继成立了反贪污贿赂局(以下简称反贪局)，侦查范围也更细化为国家工作人员。
“成立反贪局后，打击的目标更明确了，我们也配备了测谎仪等更多的侦查工具。”一直在基层检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说。
很多人对反贪局寄予厚望，甚至希望这个机构能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样一举涤扫浊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