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会馆：开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先河

    这里开创了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河，这里培养了中国近代学校的大部分师资，这里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现代课程和教材范本……蓬莱退休教师发现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为这一切提供了证据——

    有心人苦寻文会馆志

    赵树棠，今年74岁，蓬莱一位退休教师。上世纪70年代初，蓬莱开展地名工作，他被借调去帮忙，由此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1年，赵树棠被借调到县志办修志，获悉一个多世纪前蓬莱曾经有一所远近闻名的登州文会馆后，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到处查找史料，最终找到了几个残本，拼凑成了一本比较完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为蓬莱的许多近代文明找到了证据。8月9日，记者特地前往蓬莱，探访这一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记录。

    谈到寻找文会馆志的缘由，赵树棠说是缘起“徐福事件”。“徐福本是黄县（今龙口）人，山东通志记载的黄县徐乡县即徐福故乡，史学界已有定论。然而，江苏赣榆大搞徐福纪念活动，以此招商引资大获成功，而黄县失去了一个招商引资良机。”赵树棠痛心地说，“20多年前，有登州文会馆校友的后代发出倡议，要在青岛筹建文会馆纪念堂，我担心这将是‘徐福事件’的重演，就有心寻找登州文会馆志。”

    赵树棠从1981年起先后到北京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和一些大学的图书馆查找登州文会馆志，均无所获。1985年开始，他向国内外各大学和图书馆发信近百封，几经周折，最终从济南、南京、青岛等地找到了几个残本，拼凑成了一本较齐全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志》。得到此书后，他又将其复印赠送给了北京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单位，成为研究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在他倡议下，蓬莱还曾专门组织召开了“登州文会馆历史沿革及蓬莱一中建校时间溯源专题研讨会”，认定蓬莱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祥地，是当时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和文化教育中心。

    文会馆溯源百余载

    “《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是由广文学校1913年出版印刷的，编辑者为王元德和刘玉峰，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各大图书馆几乎都不见收藏。这本史料详细记载了登州文会馆创办的经过和其课程设置、毕业生去向等情况。”赵树棠翻开他搜集整理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志》说。

    该志记载，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863年坐船到上海，1864年到登州，准备在此传教，“先生莅登州时，其他传道于中国者，惟赖一己之口舌，不复注意他事。而先生窃思一人之能力几何，偌大之国不可以少数西人而广收其效也。况以同种传同种易，异种传异种难，若召集天性未满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更复结之以恩义，致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其收效之速当不止倍。”因此，他“创成初等小学堂一所招收生徒六七人”，“及开学九载计收生徒九十一人，不堪造就者十之九其效用于教会者仅一人耳”。学堂初称蒙养学堂，设在登州（今蓬莱）郡内西北角一座废寺———后称观音堂里。“九载而后学生之程度渐高，其品德日益进，来学者日益多，狄公知六年之期太迫，不足以竞造就，遂毅然议添高等科。”于是因时制宜分置正备两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在内；备斋视高等小学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且“定其名曰文会馆，此一八七六年即光绪二年间事也”。1882年，登州文会馆被美国北美长老会总部追认为大学，成为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

    1904年文会馆迁于潍县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易名“广文学堂”，1917年，广文学堂又迁往济南，与其它两所教会学校合并为齐鲁大学，一时名声膨胀，学界曾有“南齐（齐鲁）北燕（燕京）”之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齐鲁大学被撤销，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并入南京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农业专科并入山东农学院，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

    在济南原齐鲁大学校园里，有一座被称为“考文楼”的物理楼和一座被称为“柏尔根楼”的化学楼，就是纪念齐鲁大学在登州初创时期的创办人狄考文和在潍县广文书院时代的监督柏尔根的。

    最早唱响“多、拉、米”

    “登州文会馆的西学教程非常完备，当时中国人知之甚少的数理化一应俱全，除了自然科学外，还有心理学、逻辑学等社会科学课程，音乐课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对中国教科书体系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赵树棠拿出一本《乐法启蒙》说。

    《山东登州文会馆》记载，文会馆的音乐课是狄考文的妻子狄就烈负责。赵树棠为此查找资料，发现这里的音乐课本也是狄夫人负责编选的。1872年，狄就烈出版了《乐法启蒙》，1907年又以《圣诗谱》为书名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全国发行，载有360多首使用五线谱记谱的宗教赞美诗，并附有讲解西方乐理的《乐法启蒙》。《圣诗谱原序》中说：“起先是单为自己的学生预备的，后来思想不如印成一本书，教众人方便用，于是又加细工、修改补全，编成这本乐书”。赵树棠搜集到这本《乐法启蒙》后，复印了一本赠送给烟台图书馆，使烟台图书馆成为国内第一家收藏此书的图书馆。

    《乐法启蒙》以当时美国学校流行的对话的方式介绍西方基本乐理知识，其中有问“乐级子的音怎么叫出来呢”，答是“用七个名字就是多、拉、米、乏、所、拉、替，第八个因为重第一个，仍叫多，也用数目字叫出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其后附有《演唱杂调》，其中有《凤阳曲》：“说凤阳话凤阳，凤阳原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狄就烈的《乐法启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音乐教材，文会馆开创了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河。”赵树棠说。

    近代教育师资的摇篮

    “1898年清政府维新改革，创办京师大学堂，授权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就带了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刘永锡、仲伟仪、于志坚、王长庆、綦鸿奎、连英煌、朱葆琛等8人担任西学教习。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创办中国省级第一所现代大学———山东大学堂，即是由当时文会馆馆长赫士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4人、早期毕业生教习9人、新毕业生8人、 汉文教习2人，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仅用一个月时间创办起来的。随后，慈禧颁发诏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东举办新式学堂。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赵树棠介绍道。史料记载，：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 因为各省大学需要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穷于应付，后来连肄业生也被请了去。一份1910年的调查资料显示，登州文会馆共毕业26届学生170人，加上随校到潍县广文前四届毕业的38人共为208人，当时在社会上供职的180 人中，58%担任学堂教习，遍布除贵州外的全国各省。”

    赵树棠告诉记者，他搜集的资料证明登州文会馆不仅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师资力量，更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现代课程和教材范本。文会馆创立初期，狄考文亲授“理化天算”诸科，其妻教授音乐和地理，课本均为自行编写，如“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行学备旨、分字略解、官话类编、振兴实学、记要理问答”及各种经学课程，他们还让学生传抄学习“理化试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习题、英文大辞典”等。狄考文的继任监督赫士则编辑过“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初阶、是非学提要”等，出版后被各地书院用作教科书和教学参考，在国内影响很大。

    《山东登州文会馆》记载，狄考文刚到登州时，“语言不能传译，乏人，官话课本又无佳音，乃延齐人为傅，苦心学习，随笔记录，必详必慎，以十年之心血，集成官话类编一巨著”。“及至全书告竣，陆续复印，一纸内行中外咸惊”，“卒成为一空前绝后之杰作，西人之肆学华语者，莫不奉为至宝”。作为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教材之一，《官话类编》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新教材取代。

    YMG记者 滕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