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蓝天空下,东临杨础河、西北屏方山的杨家圈遗址显得格外古朴而寂静。鲜为人知的“稻米之路”,是否起缘于这里?这个集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于一身、被誉为“胶东史前文化研究活化石”的普通村落,到底曾记录胶东农业发展史上怎样的一段传奇?记者日前与考古专家一道,来到位于栖霞县城南的龙山文化遗址杨家圈遗址——
出栖霞县城往南,驱车20多分钟就可以抵达位于杨家圈村东的龙山文化遗址杨家圈遗址。
湛蓝天空下,东临杨础河、西北屏方山的杨家圈遗址显得格外古朴而寂静。虽然由于盖房、修路等缘故遭受破坏严重,这里出土的水稻种植遗物遗迹,还是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
鲜为人知的“稻米之路”,是否起缘于这里?这个集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于一身、被誉为“胶东史前文化研究活化石”的普通村落,到底曾记录胶东农业发展史上怎样的一段传奇?
在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富强的陪同下,记者走进了这座距今约5000年———4000年的胶东半岛农耕聚落。除了简陋而氤氲着古朴的房址和充满着智慧的农耕器具,先人们在与大自然博弈中表现出的勤劳与勇敢,似乎更值得我们的尊崇和缅怀。
龙山时代的农耕聚落
“一般而言,湿热的江南地区从事稻作农业的生产,温干的北方地区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而一些地理环境特殊的区域,或者说既有大面积的台地或丘岗高地,又有成片湿地的地方,往往存在粟、稻混作的现象。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胶东农业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粟、稻混作经济模式。”王富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地处温带的胶东半岛,为三面环海的丘陵山地,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季节气候,又因濒临海洋,降水比较丰沛。考古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胶东新石器时代比现在温暖湿润的多,大约与今天淮河流域的气候相似。据王富强介绍,一方面,胶东的丘陵山地更适合旱地作物粟和黍的种植,另一方面,胶东半岛沟壑纵横,河汊众多,水资源比较丰富。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尽管胶东地区农作业起始的时间或许晚于其它地区,但其史前的地理环境比较适合粟、稻混作的经济模式。
考古研究发现,胶东龙山时代的农业经济在整个龙山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也有了较大的飞跃,农耕聚落进一步扩大,定居生活更趋稳定。目前胶东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约有70余处,其中包含若干处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遗址,与山东内陆地区一样有了等级清晰的聚落群。这些遗址多分布在适合农耕的河岸浅山台地和滨海平原。
1981年的秋天,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系来到胶东,对栖霞杨家圈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厚达75厘米的大片夯土台基和数处房址。令专家们惊讶的是,这些房基残存的基槽有的深达2.5米,比现在的房基都深。“这种房子构建比较复杂,先要修造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在夯土台基上开挖基槽,再埋下排列紧密的木柱架墙,墙体以草拌泥堆垛起来,又厚又高。”王富强说,若非长期居住,人们不会如此费神费力地修建这样坚固的大房子。长期居住一处,周围必须有稳定的食物资源,而采集狩猎经济不具备这种特性。这充分说明,胶东龙山时代的聚落地址多是农业型的,只有发达的农业经济,才能给人们长期的定居生活提供比较充裕的粮食等食物资源,也才能有剩余的粮食储藏起来,以保障冬季和春季等粮食生产淡季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这种适应自然并改造自然的能动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胶东史前农业经济快速进入了较高级的细作阶段。
“稻米之路”的关键点
考古工作者研究发现,胶东龙山时代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比较成熟,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单从考古发现来看,胶东龙山时代的粟作农业和北方其他地区一样,也比较发达。
在栖霞市杨家圈和莱阳市于家店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很多的红烧土块,多为房子草拌泥墙体的残块,其中羼杂着大量粟的皮壳、籽粒和茎叶,杨家圈遗址的红烧土块中还发现了另一种粟类作物———黍粒及其皮壳和茎叶。这些粟类作物均经科学测试,农作物的属性十分明确,表明胶东龙山时代的农业经济以粟作农业为主。与此同时,杨家圈遗址H6和H9两个灰坑堆中,一些红烧土块还掺杂有稻叶、稻茎和稻壳的印痕,稻粒已经炭化,稻壳发现十几个,为椭圆形,具二脉,与现代梗谷粒大致相同。这些稻叶、稻茎的脉纹十分清晰,经测试,这些稻谷遗存确实属于稻型。
“由于胶东地区目前发现龙山时代稻谷的地点很少,所以对当时稻作农业的规模还无法有一个准确判断。”王富强表示,但杨家圈水稻遗存的发现,对于研究水稻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第一,随着近年来北方地区发现史前水稻遗存的不断增多,水稻都源于中国南方的认识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水稻起源的多元论者也越来越多。胶东半岛的稻作是否也是独立发生的?或者说胶东半岛的水稻即使来自外地,会否有比江南更近的地点呢?这些是考古专家们今后倍加关注的课题。第二,杨家圈遗址出土的水稻是目前龙山时代最北的一个地点,其在稻作文化的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国际性地位。中日许多学者认为日本的水稻源自中国,并指出“经胶东半岛东传入日本”是其中最重要的传播线路之一。杨家圈龙山时代稻谷的发现则成为这条线路的重要证据,或者说是这个“稻米之路”的关键点。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丝绸之路是贵族的,稻米之路是大众的,在人类生产水平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后者显然较之前者对人类生存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考古发掘中,胶东龙山文化遗址虽然很少发现石镢、石铲等翻土、松土的农具,却发现了石镰、石刀等收割工具,尤其是石刀在各个遗址中都曾采集或挖到完整器或残片。这些农业工具的使用,极大解放了生产力,积极带动了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并在不断进步的经济活动中逐渐定型,成为我国后世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
农业发展的间接佐证
据王富强介绍,胶东龙山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间接证据,比如家畜饲养业的兴旺、贮粮的大型陶灌和陶瓮的增多以及酿酒业的进步等。
考古学者在胶东长岛县大口遗址也发现了数个龙山时代家猪和狗的祭祀坑,并以家猪最为多见。“圈栏饲养的家畜是以粮食生产为基本前提的。家畜饲养业的兴旺,说明当时的粮食比较充裕,并激励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经济是一个极大的补充。”王富强分析说。
考古人员认为,各遗址中大型陶罐、陶瓮等大型器皿的增多,也是粮食有了较多富余的结果,因为大型器皿不便搬动,主要是用于贮藏剩余粮食的。酒的酿造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以野果自然发酵的“天然酒”,用谷物酿酒则是农耕经济出现以后的事,即用发芽的谷物经过蒸煮和发酵,可以酿造出更为醇香的美酒。胶东龙山时代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酒具,主要有高柄杯、双耳杯、筒形杯及一些手制的小杯。由于龙山时代礼制初兴,这些酒器多为礼天敬地的礼器,因而以粮食酿的水酒也是当时礼祀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琼浆玉液。换句话说,胶东龙山时代的酿酒业也是伴随着农业经济的繁荣而进步的。
胶东龙山时代的农业水利灌溉设施虽然发现较少,但考古学者还是在薛家等个别遗址发现了达4米多深的水井。“开掘水井是龙山时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体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控制能力有较大提高。水井的开掘不仅解除了人类对江、河、湖等水源的依赖,而且适应了村落定居和农业生产日益发展的需要,即使在旱季,人们也能给农作物提供水源,就近对农作物进行灌溉。”王富强说,所以井的发明和使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尤其为其后农业聚落的发展以及农业水利设施的进步提供了技术性经验。
考古学者总结丰富的考古资料认为,胶东龙山时代的农业经济是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的全面进步,并形成了以粟作农业为主和在河边湿地兼种水稻的农业经济结构,反映了胶东龙山时代的人们不为特殊的地理条件所困,因地制宜,总结出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农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规模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而这种独特而稳固的经济形态一经形成,就成为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推动着胶东半岛整个社会向文明时代迈进。
YMG记者 高伟
(感谢烟台市博物馆对此次采访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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