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风云：“法官”越轨是非多 上岗之前先宣誓

有位体育界权威人士曾突发灵感，提出了一个形象、而有创意的比喻：比赛中，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三者间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既互相牵制、又是一个集体；任何一方缺欠、偏移，都会给体育运动带来损失。

当初提出此比喻的初衷，是提醒人们莫忽视裁判举足轻重的作用。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裁判丑闻，证明此君的“忠告”，决非对裁判的作用夸大其词。

裁判“喧宾夺主”

盐湖城冬奥运的裁判丑闻发生在双人花样滑冰比赛中。加拿大的一对选手塞尔和佩尔蒂埃的动作相当完美，只是屈居第二；俄罗斯选手列别日娜娅、西哈鲁利泽的结尾动作明显不到位，反而获得金牌。

此判决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媒体和一些裁判界人士还揭露，法国值场裁判勒古恩有意给俄罗斯选手打高分，以换取俄罗斯裁判对法国一对冰舞选手的“偏袒”。勒古恩本人也在私下表白，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来自法国花样滑冰协会，来自协会的主席。”

四天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滑冰联合会迅速作出反映：给加拿大选手塞尔和佩尔蒂埃补发金牌，即由他俩与俄罗斯的列别日娜娅、西哈鲁利泽并列双人滑冠军。奥运会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赛后奖牌易主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象这样原冠军保留，再追加一个冠军的先例，只是在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的花样游泳比赛中出现过一次。

后来，经过调查，证明这次花样滑风波确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幕后策划者是法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盖亚格。盐湖城冬奥会时，法国的一对冰舞选手具有夺金实力，两人中的女选手原来还是俄罗斯人，为了确保他俩夺冠，盖亚格便私下“导演”了与俄队幕后交易的一场闹剧。

盐湖城冬奥会，围绕裁判的争执纷纷扬扬，真是此起彼伏：除了花样滑风波，日本、立陶宛对裁判的执法也提出了抗议；俄罗斯、韩国不仅抗议，还扬言要退出比赛；俄罗斯甚至惊动了其总统普京……这届冬奥会，运动员的出色表现被忽略了，裁判“喧宾夺主”，倒成了赛场的“主角”。

荟萃一流“法官”

作为“世界第一体育盛会”的奥运会，其实一直非常重视裁判员执法的水平和公正；每届都严格选拔、管理这些赛场“法官”。1896年首届奥运会，希腊王储康斯坦丁亲自出任大会总裁判长，并成立了由匈牙利、德国、法国和希腊各一人组成的裁判委员会。

1988年汉城奥运会，裁判员人数达到1707人，与运动员人数之比接近1：5。他们均为当时正式赛项的23个单项联合会、两个表演项目的单项联合会精心选拔的，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准。

所以，奥运会也是世界一流裁判的大荟萃。在裁判队伍中，不乏严格遵循奥林匹克公平竞赛原则以规则为准绳，大胆行使职权的娇娇者。

1968年第19届奥运会足球决赛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队之间进行。由墨西哥的雷奥担任主裁判。雷奥素以敢于判罚、反应敏捷而著称。

比赛上半时，匈牙利2：1领先后，保加利亚一名队员竟大打出手，被雷奥出示红牌罚出场外。另一名保加利亚选手不服，纠缠不休，几秒钟后也吃到一张红牌。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保队一球员乘雷奥不备，狠狠地将球踢到他身上。雷奥毫不怯懦，执法如山，第三次亮出红牌，将该肇事者驱逐出场。

由于雷奥有效地控制住了场上局面，下半时比赛进行得非常顺利。匈牙利队最后以4：1夺走金牌。

32年后，在悉尼奥运会绿茵场上，中国裁判陆俊也有幸前往执法。当时国际足联共选用了40名裁判，其中亚洲担任主裁判的仅两人，陆俊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中国足球裁判首次在如此规格的大赛中亮相。

赛前的体能测验，陆俊在40名同行中排第二位。之后，他执裁了意大利和洪都拉斯的比赛，还在两场较量中担任比赛监督。因为表现出色，两年之后，陆俊又受命在日本和韩国联办的世界杯赛担任裁判。

奥运会包括不少身体直接对抗项目。在双方运动员激烈拼争中执法，裁判难免会遇到风险。1948年第14届奥运会智利与伊拉克一场男子篮球较量，执哨的英国裁判便被运动员打昏，比赛不得不暂停。

为保障裁判的利益和安全，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国际体育组织对那些围攻、殴打裁判的肇事者处以重罚，从不手软。

1988年首尔奥运会，在拳击54公斤级争夺前16名的一场角逐中，韩国道丁一与保加利亚选手亚历山德拉打得难分难解。新西兰裁判判保加利亚拳手获胜。韩国教练不服，带头冲上拳台，与队员一起围殴新西兰裁判。

事发第二天，国际业余拳联便决定，无限期中止大打出手的韩国教练、运动员参加拳击比赛的资格。韩国业余拳联主席因此被迫辞职，并对暴力行为公开表示道歉。

执法不公受罚

裁判工作除了公正，还需严谨，须臾马虎不得。奥运会历史上由于“法官”粗枝大叶、临场失误，也闹出过不少大笑话。

第10届奥运会的铁饼比赛，法国大力士诺尔掷出了超49米的好成绩，至少能夺银牌。由于裁判心不在焉，没有看到运动员投掷，判成绩无效，让诺尔重投。诺尔再投，成绩只有47米74，与奖牌无缘。

早期奥运会条件简陋，执法者经验不足，出现此类现象尚可理解。谁能相信到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仍有类似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那是女子自由体操比赛中。裁判开始判定前苏联姑娘涅莉·金以19.875分名列第一，罗马尼亚著名选手科马内奇的得分为19.870分，只能屈居第二。

罗马尼亚队教练卡罗伊当即指出，裁判计算得分有误，要求复查。计算得分只是加减乘除的简单运算，焉能出错？想不到经过复核，果然给科马内奇少计了0.05分。还算补救及时，科马内奇有了这0.05分，恰好与涅莉·金成绩持平，两人并列自由体操冠军。

奥运会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还是那些亵渎奥林匹克精神，裁决不公、有意偏袒一方的少数裁判。

1928年的第9届奥运会上，男子跳台跳水冠军起初为埃及的西迈卡。当埃及国歌刚刚在体育场奏响、国旗正徐徐升起时，却又突然被降下，代之以美国星条旗。冠军变成了美国的德贾斯丁，西迈卡眨眼间变成了亚军。有关方面解释为，原先算分有误。但有人说，问题是只因裁判屈从美国人的压力。

裁判不公的又一典型例子莫过于在首尔奥运会上，几名拳击裁判的拙劣表演。

该届奥运会最后一天，71公斤级拳击冠军争夺战在美国选手琼斯和韩国的朴西汉之间展开。琼斯攻势凌厉，一直占据场上主动地位。统计表明，琼斯击中对手86拳，朴西汉只击中对手32拳。但五名执法裁判中仅两人判琼斯胜，还有两人判朴西汉胜；另一人虽裁决两人点数相等，却认为朴西汉占上风。结果，朴西汉出人意料地夺走金牌。

美国队教练对此结果表示抗议。连获胜者朴西汉也感到心虚理亏。赛后，他对琼斯说：“是裁判把金牌塞给了我。”发奖仪式上，朴西汉特意走到琼斯面前，抓起琼斯的左手高高举起，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对此事非常重视，经调查后裁决，对在那场拳赛中执法不公的三名裁判，处以停止两年裁判工作的惩罚。

上岗须先宣誓

为了使裁判员时刻铭记奥林匹克公正竞赛原则，杜绝各种错判、漏判的隐患，国际奥委会和有关单项国际组织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

从1912年第5届奥运会起，上场执法的裁判员以非主办国的人选为主。1968年第19届奥运会始，奥运会开幕式上增加了裁判员的宣誓仪式。由主办国推选一名裁判代表，宣读如下誓词：“我以全体裁判员和官员的名义，保证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完全公正的态度，执行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职务，尊重并遵守指导运动会的各项规则。”

一些球类项目还规定，关键场次的裁判只能由比赛双方以外的第三国人员担任。1936年，第11届奥运会男篮决赛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进行，担任该场比赛裁判的是中国人舒鸿。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在奥运会球类项目的最后决赛执法。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男排决赛在美国和巴西之间进行。担任首席裁判的又是一名中国人――陈玉鑫 。

为保证比赛的裁决过程更科学，各单项国际组织和主办国都做了不懈的努力。如今的奥运赛场，电子计时装置、红外线测距装置、高速摄影和摄像装置随处可见，大大提高了裁决的可信程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射击比赛，首次采用了先进的电子装置，射手击发后几秒钟即可显示环数，快捷而又准确无误。

先进工具和技术有利于执法的公正、准确，增加了监督的力度，但仪器得靠人掌握，“印象分”、执法失误、有意偏袒等现象还是很难避免。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突尼斯拳击裁判约瑟夫·查里阿在有非洲选手的比赛中，给自己“非洲同胞”的打分明显偏高。幸亏拳击比赛裁委会及时发现，果断采取措施，取消其裁判资格，让他提前离开奥运会。

无论裁判制度何等严密、裁决工具何等尖端，奥运会上形形色色的纠纷还会发生，还必须大力提倡“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这恐怕就是每届奥运会开幕式上，都毫无例外地进行裁判代表宣誓、并将此程序写进庄严的《奥林匹克宪章》的根本原因。(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