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验的伦理代价：双胞胎姐妹被拆散36年

　　调查

　　她们为什么被活活拆开？

　　她们的养父母都表示并不知情。克劳德开玩笑说是神秘王室的下一代，姐妹俩猜测是生母的无意之举。但凯瑟琳的一句话让俩人惊呆了：“有关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的科学研究。”

　　当今天回忆起最初得知真相的情景时，葆拉说：“就像电影中的情节一样，我当时眼泪夺眶而出。”

　　一周后，她在互联网上试图用“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和“双胞胎”进行搜索。一篇刊登于《纽约日报》的“医生原来知道”的文章映入眼帘。与此同时，艾莉斯也搜索到了内容相同的文字，题为《实验室里的小老鼠》。

　　与她们姐妹的命运略微不同，这次实验室里的“小老鼠”，是个三胞胎的故事。

　　1980年秋天，当19岁的罗伯特·沙夫兰(Robert Shafran)走进纽约一家专科学校时，意外地发现很多人向他打招呼，称他为艾迪(Eddy)。

　　最初他以为这可能是恶作剧，直到艾迪·格兰德(Eddy Galland)出现。他们出生于同一天、同一个地方，都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更奇怪的是，兄弟俩都是摔跤手，常抽万宝路牌香烟，智力水平都是148。

　　当这个感人的故事被媒体披露后，大学生大卫·科尔曼(David Kellman)仿佛中邪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自己。原来，他是第三个孩子。

　　这篇发表于1997年的报道，揭出一个惊人的秘密：将这些双胞胎或多胞婴儿分开的建议，来自维奥拉·伯纳德(Viola Bernard)。这位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精神病学顾问认为，多胞胎能够从分别收养的环境中受益。在她看来，这种做法无疑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多胞胎可以各自建立属于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领养人也可以减轻负担。

　　他的支持者还包括当时的美国儿童发展中心主席彼得·纽鲍尔(Peter Neubauer)。从上世纪中叶起，这两家机构就此展开合作，并得到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支持。一家澳大利亚出版的多胞胎研究刊物显示，这项研究涉及5对双胞胎和一对三胞胎，一共13个孤儿。

　　在伯纳德的论文目录里，葆拉发现了题为《儿童发展中心双胞胎分离的研究(1953~1997)》的文章。为了避免给当事人带来不便，这些数据被密封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直到2066年才能够公布。

　　“想想我们的资料竟被存在某地的文件柜里，这太可恶了。”葆拉说。

　　从报纸上，这对双胞胎姐妹找到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克鲁格曼(Krugman)医生。这位医生承认当时有人曾反对过伯纳德实验，但似乎并不是出于伦理考虑。一位路易斯·韦斯的员工说：“分开双胞胎——我可不干，他们之间神秘的关系非常强烈。”

　　“作为科学家，我究竟应该坚持什么？”克鲁格曼似乎并不为此感到羞耻。

　　彼得·纽鲍尔也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当葆拉拨通他的电话时，一个东欧口音回答：“我很忙。”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对此，艾莉斯幽默地比喻：“好像他是个邪恶的科学家，而我们是实验室的小老鼠，现在来找他报仇似的。”

　　有关这项研究的秘密，一经披露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哥伦比亚新闻公司的《周日早间新闻》栏目以《以科学的名义将双胞胎分开》为题进行报道。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则播出了题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的广播故事。

　　遗传学家托马斯·鲍查得(Thomas Bouchard)评价伯纳德和纽鲍尔“几乎可以说是魔鬼”。同样作为双胞胎研究专家，他只是将孩子们带到实验室。在一周的时间内，安排他们住在不同的房间里，回答上万个同样的问题。通过对比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没有人有资格，无论用什么借口，剥夺别人的幸福。”托马斯补充道。

　　斯本斯·查平收养之家的退休主席也表示：“我们从不这样做。”这是美国最大的收养机构之一。

　　获得普利策图书奖《双胞胎：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一书的作者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统计，全世界大约有不到300对失散的双胞胎最终重逢。与葆拉姐妹不同，他们大多数被亲戚分别收养，并知道对方的存在。

　　据了解，如今大多数收养机构被禁止分离双胞胎。

　　分歧

　　消息很快传开了。

　　周围的许多朋友恭喜姐妹俩终于重逢。“这可比彩票中大奖还幸运。”葆拉的侄子也是个养子，他嫉妒地说，“真不公平，我也想有个双胞胎。”

　　相比之下，伯恩斯坦夫妇和莎因夫妇反应更大。2004年9月，当他们在葆拉的公寓相见时，好比失散多年的亲戚，一下子拥抱在一起。葆拉的母亲开始号啕大哭。

　　“我的天啊，”艾莉斯的父亲盯着葆拉惊呼道，“你看起来和艾莉斯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当初领养了葆拉，或许现在已经荣升外公了。

　　在各式各样的假设中，最多的假设莫过于“如果你的家庭收养了我，我会变成你吗？”答案最终是否定的，因为姐妹俩逐渐发现了彼此的分歧：一个喜欢自由，一个向往稳定；一个抱定独身主义，一个拥有幸福的家庭。

　　最激烈的一次矛盾爆发源于约见律师。当艾莉斯与葆拉商量咨询内容时，葆拉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

　　“我想知道凯瑟琳未经我允许，就帮助你联系亲属，这种行为是否合法？”

　　“什么？难道不应该是路易斯·韦斯之家私自把我们分开是否合法吗？”

　　“我很生气凯瑟琳告诉我你的存在。”“难道你希望我从未找过你？”

　　葆拉迟疑了，轻轻地说：“不管怎样，那都是过去了。”

　　葆拉事后坦言，自己并不喜欢沉溺于往事。在丈夫入睡后，她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和艾莉斯从小共同长大，我肯定不会那么孤独无助。但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的存在。”

　　艾莉斯联想起7岁那年全家到海滨度假。一个大浪把她卷入海中，吞下好多水，以至于无法呼吸。“当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十分痛苦。”

　　但毕竟血浓于水。姐妹俩最终在一部电影中达成和解。通过艾莉斯导演的这部电影，葆拉意识到妹妹的生活方式并非难以接受。现在，她深深为艾莉斯的才华感到自豪。

　　当记者致信葆拉，询问两姐妹是否依然存在争执时，她给了“几乎没有”的答案。

　　“当我们相遇时，我的头发短些，颜色浅些。现在变长了，也重新染色了。与此同时，艾莉斯的头发又剪断了。所以我们的头发变得一模一样了。”葆拉解释说，“我们不像最初见面时那么介意一些东西了。”

　　母亲

　　眼下，这个拼图游戏上最大的空白就是母亲了。通过一位路易斯·韦斯之家的老员工，葆拉找到了她们出生28天后，在麦格太太家的档案记录。其中的葆拉被称为让，艾莉斯叫玛瑞安(Marian)。

　　档案记录中写道：“麦格太太显然在悉心照料这对双胞胎。她甚至能辨认出两者的区别，体重、面部表情和胎记等各个方面。她还注意到让比玛瑞安更为活泼，醒得早，哭得更大声、时间更长。虽然她更喜欢让，但她尽量平等对待每个孩子。”

　　麦格太太现在在哪儿？她是否知道路易斯·韦斯之家无权泄漏她的真实姓名？这对双胞胎姐妹不由地叹息：居住在纽约的麦格太太何止成千上万，哪一个才是她们要找的麦格太太？她们抱着最后的希望发出最后一封信，试图探询有关生母的点滴信息。

　　2006年5月，在葆拉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姐妹俩收到以下回复：

　　“当你们出生时，你们的母亲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住院。在之前的1968年6月24日,她有过一次自杀行为。随后被诊断出精神病性疾病，开始服用治疗药物奋乃静。据说她是个膀大腰圆的女人，拥有棕色的头发和眼睛，牙齿不是很好。由于她当时精神混乱，并不知道你们的父亲是谁。”

　　这和姐妹俩的猜想完全吻合。“我一直觉得她肯定是个大个头。”葆拉笑着说，“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个狼外婆。”

　　下一步就是查询母亲的名字了。通过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局(Jewish Board of Family and Children＇s Services)，这对双胞胎了解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健康科学图书馆。1998年伯纳德去世后，她把个人信件和文档捐到这里。有关儿童发展中心的双胞胎研究，被放在3个128.5升容量的盒子里。然而只有等到2021年1月1日才能对外开放。

　　还有一个办法是到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在位于地下的宗谱室里，有两大本1968年纽约新生儿的全部记录。

　　这对姐妹选择了后者。葆拉从字母A查起，艾莉斯寻找9月13日在长岛出生的所有女婴。可惜5个小时过去了，她们一无所获。

　　一周后，两人再度来到图书馆，终于在厚达1076页的记录里，找到了母亲的名字：让·维特(Jean Witt)。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艾莉斯含着泪说：“我找了妈妈两年，现在终于找到了。”

　　葆拉望着只有一街之隔的林肯大厦说：“我爸爸曾经在那里工作，我去看过他无数次。谁能想到我曾经这样接近身世。”

　　真相

　　幸福似乎就在眼前。通过互联网，葆拉开始查找维特家族。鉴于路易斯·韦斯之家曾透露母亲的父兄都担任律师，她们将目标锁定为大卫·维特(David Witt)。

　　这个犹太人出生于1936年，比生母大3岁，同时还有个律师父亲。不过资料显示他是家中的独子。难道维特家族不愿意承认未婚先孕的女儿，还是那个女儿早已离开人世？

　　这些疑问并没有得到大卫·维特的解答。他在电话里冷冷地回答：“对你我没什么可说的。”

　　姐妹俩揣测：他究竟是不是舅舅，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种态度？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说打错了？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认为如此。”葆拉说。艾莉斯也同意：“这极有可能。”

　　她们开始行动。先是给大卫·维特写了封信，再三表示决无恶意。接着她们找了名私家侦探，开始打探有关生母的消息。

　　葆拉坦言并不打算约见生母，只是希望了解她的现状，“无论她在20年里搬过47次家,还是永远住在同一间房子里；无论她从未结婚，还是生过其他孩子”。

　　私家侦探首先有了消息。让·维特的真实姓名叫丽达·维特(Leda Witt)，已于1978年去世。此外还找到一张丽达高中时的毕业照片：一个留着厚厚卷发的女孩儿，活泼开朗地笑着。

　　有关生母模糊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尤其在2006年年底维特舅舅的到访之后。他并没有多言自己的态度为何转变，只是相约在曼哈顿阿姆斯特丹大道的第77街见面。据说，这是丽达·维特出生的地方。

　　维特舅舅彬彬有礼，却有些紧张。他的臂膀在颤抖，而且一言不发。

　　他领着外甥女在街角打转，依旧一言不发。

　　终于，这位身穿条纹牛津衬衫的老人指着一栋楼房说：“这是丽达生长的地方。”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也是她度过最后岁月的地方。”

　　在这位哥哥的描述中，妹妹丽达生病前是个活泼、开朗和聪明的好学生。她的爱好是绘画，虽然水平一般。身为犹太人，她很少参加犹太教的聚会。同样的，她也没有告诉大卫孩子的生父是谁。

　　告别之前，这个舅舅喊住了转身走远的双胞胎姐妹，高声说：“她是个好人。”

　　就像不断更新的电脑技术，葆拉有关过去的印象似乎一下子从一张照片，扩展到无数个故事。2007年，她和艾莉斯把这些经历集结成书，取名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一对双胞胎分离又重聚的回忆》。

　　这本书先后登上《读者文摘》、《连线》等杂志的推荐书目，并被冠以“又酸又甜的回忆”和“令人震撼的故事”等评语。据出版商介绍，这本自述体书籍已经翻译成法语和荷兰语，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行。

　　如今，这对姐妹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同一条街道上。当艾莉斯坐在阳台上读书时，抬眼便可以看到葆拉和女儿在草坪上玩捉迷藏游戏。有时候夜晚，两人穿上宽大的睡衣，喝着草本饮料，坐在露台上聊天。

　　“很难说我们的未来如何，那确实是未知领域。”艾莉斯说，“自从找到了葆拉，我觉得失去的所有又回来了。”

　　几天前，姐妹俩正在美国、荷兰和比利时旅行。她们计划把无辜失去的35年光阴一点一滴补回来。

　　住在一家乡村旅店里，葆拉给记者回信说：“我现在深切领会到姐妹的含义。希望远在天国的妈妈能够知道，你的女儿们相处得很好。” (记者 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