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寻踪] 东海关，风雨中见证屈辱岁月(组图)

　　11月1日，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烟台山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引领我们走近烟台山西路一座风格独特的老房子：“这是当年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经过历时半年的抢救性维修，这座老房子“修旧如旧”工程刚刚全面竣工，有关部门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史料、文物。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山东第一关”———东海关英国税务司官邸陈列馆面向社会开放。

　　作为一种空间文化形态，老房子是凝固的历史。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是烟台开埠历史的物质见证，是烟台山在中国近代史上80多年屈辱历久的沉痛记忆。

　　“山东第一关”

　　在屈辱中开放

　　东海关是百余年前名副其实的山东第一关。

　　据《山东省志》记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于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增开登州等多处通商口岸。1861年1月19日，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北方三口(天津、牛庄、登州)通商大臣。英国公使普鲁士急派驻登州领事毛里逊到登州办理建领事馆和开埠事宜。

　　毛里逊由青州候补知府董步云陪同到登州勘察，认为登州滩薄水浅，不宜作为通商口岸，后到福山县烟台口勘察。烟台地理条件优越，是水深浪缓的天然良港。清道光末年(1850年)即有商号1000余家。港内樯帆林立，来自广州、潮州、宁波、锦州等全国各重要口岸的商船云集于此，通商范围之泛、商业贸易之盛都数当时山东各口之首。毛里逊当即选中此地，提出由烟台取代登州为通商口岸。清政府于当年5月颁发诏书，把登州改为福山县属烟台口，调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到烟台筹办开埠事宜，并令登莱青道台崇芳、董步云和戴肇辰等协同办理。

　　王启曾等到烟台之后，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1861年8月22日正式举行了烟台开埠仪式，同时宣布筹建东海关。

　　烟台开埠之后，王启曾对山东各海口的税收状况进行考察，发现各口抽收厘金混乱，他立即向清廷奏申，认为福山县设在烟台的厘局适应不了烟台开埠的形势，无法控制沿海各口之商船，偷税漏税严重，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1862年1月16日，恭亲王奕向皇帝请旨，调登莱青兵备道由莱州移驻烟台，仿照江苏、上海、宁绍的做法，专门负责中外税务，并请朝廷礼部颁发关防。2月14日，登莱青兵备道由莱州移往烟台，在现芝罘区道恕街建东海关监督衙门。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任东海关监督，3月东海关监督衙门开关办公。自此，东海关成为山东第一海关。

　　东海关监督衙门建立后，立即整顿各海口厘局，先后把分散在全省沿海5府、16州县自行管理的23个海口厘局改为东海关钞关。1862年7月14日，烟台口东海关钞关(俗称常关)正式设立，开始办理海关业务。关址设在港湾南岸的龙王庙(今烟台群众艺术馆址)。烟台口东海关钞关是东海关监督衙门最大的下属海关。在东海关税务司署（因洋人把持，所以又称“洋关”）设立后，烟台口钞关逐步归洋关管理。

　　税务司

　　把海关监督逼成傀儡

　　弱国无海关。1858年清政府订立的《通商章程》中有这样的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各口划一办理”。这，成为外国人窃取中国海关管理权的主要依据，外籍税务司制度从此确立。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委派英国人李泰国任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赫德继任后，仿照江海关的模式，成立东海关税务司署，委任英国人汉南为首任东海关税务司，当年3月23日正式上任，租赁世昌洋行的房屋开关办公。总税务司确定的东海关税务司职责是：“凡来之（或开往）远洋或国内通商口岸的船只须向洋关报（结）关，接受洋关监管，并按《协定关税》之税则与税率征收关税”。1868年，总税务司设立了海务部，将中国沿海划分为南、中、北3个区段，分别称巡工司。北方区段巡工司总部设在东海关，由东海关税务司兼管，专司北方区段的航运、航标、测绘海图、查缉海上走私及烟台、牛庄（后改营口）、天津海关船艇的管理。

　　东海关税务司署设立之后，烟台口岸出现了两个海关，一个是清政府管理下的东海关监督衙门，另一个是由英国人把持的东海关税务司署。

　　开始，东海关监督对山东沿海23个海口拥有完全的主权，各海口所设的东海钞关统归其监督管辖，并按户部制定的税则征收厘税。税务司署建立后，东海关监督衙门只能管理中国帆船及所载货物，外商船舶及其货物的管理被东海关税务司署控制。这时，税务司征收的关税必须交给东海关监督统一上交朝廷，厘金也由监督分成留给地方使用。

　　1901年9月7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为赔偿帝国主义各国的巨额军费，总税务司迫使清政府使用关税、厘税和盐税作抵押，从而更加巩固和加强了赫德对中国海关主权的控制。同年11月11日，烟台港及其50里内的常关由东海关监督衙门移交东海关税务司署管辖，自此烟台港征收的全部关税和厘金不再由东海关监督上缴和分配，而改由税务司直接储存于设在烟台的英国汇丰银行和俄国道胜银行，然后上报总税务司分派给各“缔约”国家，东海关监督再无权过问和经办进出口外洋的船舶监管和进出口货物关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烟台港的“税”、“港”大权仍然被东海关税务司所控制。

　　1930年12月31日，全国关税裁厘会议决定常关全部裁撤，改为洋关分卡。自此，东自石岛、西至埕子口的山东北部沿海各口分关和分卡，统归东海关税务司署管辖，东海关税务司署以东海关的面貌出现，东海关监督公署成了专门转达南京政府财政部下达东海关的文件、指示和命令的机构，沦为洋关的附庸，原属于东海关监督的权力，全部由东海关税务司所取代。1938年2月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烟台，全面控制了海关关税、港务管理、内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日本人稻仓作助、佐岛忠夫、饭田歉3人先后担任东海关税务司司长。当年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通过总税务司下达命令，废除东海关监督。至此，东海关监督度过76个春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税务司官邸

　　洋人特权的印记

　　东海关税务司这一要职被英国人攫取后，就连税务司公署内的高级职员也多由外国人充任。当时，洋人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税务司公署内洋人与华人的地位明显不同，华人职员在使用上和待遇上都备受歧视。就连洋人帮办，也处处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在与华人职员的工资、居住条件上更是相差悬殊。

　　因为洋人把持着税务司大权，其自身利益理所当然备受重视。他们除了在现海关街建有高规格的东海关办公大楼外，还在烟台山西领事路（今烟台山西路）建有外国职员公寓。后在19世纪末又选址在烟台山半山腰背阴向阳处，先后建起税务司官邻和副税务司官邸楼房，以在中国人面前显示其独有的权力和地位。

　　东海关税务司官邸的总建筑面积约为514平方米，主体高10.32米，位于烟台山南山坡中央地段，左右近海，依山面市，坐北朝南，建筑平面呈拐尺状，且单层，砖木梁柱结构，主体建筑四面均设有外廊，墙体由青砖砌筑，外抹墙皮；室内铺有木质条状地板，天花吊顶，墙角等处砌有用作冬季取暖的壁炉，间隔布局别具一格，装饰也突出了西方建筑特色的典雅之气，豪华程度和建筑风格均居周围建筑之首。建筑周围还辟有花园绿地，形成独门庭院。院内树木葱郁，绿地成茵，花草鲜美，涛声回荡，处处都显得协调自然，高雅不俗。白烟台开埠后，多任东海关税务司大官要员寓居于此，而且上下班有专人“叫班”（人抬坐椅）接送，十分威风和派场。洋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处处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特权地位和奢侈无度的生活作风。

　　1945年8月烟台首次解放后，这些建筑被人民政府接管，东海关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从1863年英国人汉南窃取东海关税务司宝座开始，烟台山下的东海关先后走过了82年被洋人把持的耻辱历程。

　　如今，144年过去了，我们的记忆依旧刻骨铭心。一百多年风雨的守望，东海关与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已融为一体。当烟台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来临之际，厚重的历史情怀、曾经的耻辱记忆，成为我们开拓未来不可或缺的人文动力。

　　本报通讯员 柳进忠 宋玉娥

　　本报记者 权立通 撰文/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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