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混血私生子寻根记

在香港演艺圈，黄秋生是个异类。他的身份光怪陆离——演员，编剧，导演，诗人，词曲创作人，摇滚乐队主唱，电台主持人，佛教徒。他1990年正式出道，摸爬滚打17年至今已拍电影160余部，好片如《千言万语》、《无间道》，烂片如《盲女72小时》。从港片堆里一路搏杀而来，“配角铸就的戏精，烂片起家的影帝”已然成为他的贴身注脚。然而，自诩为“烂片专家”的黄秋生，却于2007年4月获得“香港特区十周年最佳男主角奖”。

领奖那天，黄秋生穿着一件蓝色休闲西装，是他一贯都很中意的英格兰格子。事实上，中英混血，在香港土生土长，黄秋生一如他身处的那个小岛，有着太多复杂的“历史印记”。

黄秋生，就像一个隐喻。

《南都周刊》记者 吴飒 实习生 王佳瑞编辑/王海燕

1997年，警匪片《G4特工》拍摄现场，黄秋生扮演的香港保安局政治部队长正在与一群南韩激进分子火拼，黄秋生不幸中弹身亡。彼时，香港回归大限将到，英国军情五局即将解散政治部，而黄秋生的手下却发誓要为他报仇……那时的演员黄秋生，刚刚走出甲状腺疾病的困扰，整个人有些胖。

镜头飞转到10年后，2007年6月13日，黄秋生主演的电影《老港正传》首映。这部电影的剧情跨度40年，带着太多“香港人的集体记忆”。黄秋生非常兴奋，出道17年，他终于等来了第一部自认为演得“好得不得了”的电影。

黄秋生，是香港电影的一面旗帜，他以自己的方式见证着香港电影的繁荣、衰败与生机再现。

私生子的童年

黄秋生大器晚成，28岁时才在香港演艺圈正式出道。在这之前的人生经历，他自嘲为“好热闹”。

黄秋生生于1962年，是私生子。母亲是女佣，祖籍广东江门。抗战时，黄秋生的外公被日本人害死，母亲和外婆就一路逃难辗转到香港。而黄秋生的父亲则是当时英国派驻香港的港英政府高官，任职政府物料供应处。4岁时，父亲抛弃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困窘，颠沛流离，在湾仔地区搬来搬去。

之后，母亲再婚，黄秋生与继父关系不好。六岁时他入寄宿学校，就读经历亦不愉快，曾因混血遭人欺负，曾因年纪太小未穿底裤而被老师责令赤裸罚站，也曾因反抗而遭老师关进屋子毒打。十几岁时，他就已学会打架保护自己。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处于起飞前夜，制造业正在崛起，市民生活仍异常艰辛。黄秋生的母亲同大多数香港人一起，为生存疲于奔命，白天黑夜一人兼做好几份工。

黄秋生十二岁那年，母亲曾在一个南越驻港的领事家里做女佣，“我妈早上三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一星期后腿就肿起来了。我婆婆叫她不要再做了，不然一定会死掉。我就和我妈去那家拿行李，工资都不敢要，当然他们也不会给。我们是不能走正门的，我和妈妈就坐在后门楼梯上等他们给开门，按门铃明知道里面有人，但就是不开。坐了两个小时后，后门开了一个缝，行李被丢出来，然后门就被关上了，就好像打发乞丐一样。我妈哭了，我让她不要哭，拿起行李就带着我妈回家。”2007年6月的一天，黄秋生平静地向记者回忆着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如他所言，他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残酷与荒谬。

黄秋生长吁短叹地自嘲道，自己的故事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且“超级地值回票价”：“单亲家庭，被父亲遗弃，以父亲为耻。中英混血然后家里好穷，哇，好精彩呀，我就差是个同性恋，就完美了！”

跌宕演艺路

黄秋生很早就出来“混”。

遗传了“英国老爸的坏脾气”，黄秋生是个叛逆少年。念第一间中学，不足三个月，他即被校方赶出。之后辗转了好几家学校，终是读不久。黄秋生只好作罢，年少的他开始走向社会谋生。当过汽车修理厂学徒，帮花店送过花，做过办公室助理，当过装修工人，每份工都做不长。没有地方住，只好住在朋友家，日子困窘。十七八岁时，黄秋生曾强忍着泪水目睹母亲在廉价的工人医院里吐血，又经历了女朋友因为嫌他穷而转投有钱老板怀抱，“对着她的照片哭，撕掉又捡回来。”

八十年代初，香港经济崛起并显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生命力。港督麦理浩推行本地化政治，港人归属感开始萌发。香港娱乐业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期，电影、电视业市场日益繁盛，草根阶层开始踏入“高高在上”的演艺事业。失恋伤心了两年的黄秋生，也于1982年进入了亚视艺员训练班。

毕业后，黄秋生做了两年艺员，出演25部电视剧，多为临时演员或配角，月薪仅800港币，既要租房又要供养母亲，生活依旧困顿。1985年，他毅然向银行借贷，进入香港演艺学院学习。“要当专业演员，就一定要去学院读书，不尊重知识是犯罪。”由此，黄秋生成为香港演艺圈罕有的最早的科班毕业高材生，谢君豪、张达明亦与其同学。

1992年，黄秋生结婚；1993年，《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给黄秋生带来了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然而，这个奖让他“衰了三四年”。由于现实所迫，熟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电影理论、“视戏剧为宗教”的黄秋生却频遭烂片，变态狂、神经病、三级片……90年代中期，他又患上甲状腺疾病，为此，他几近崩溃。

好在，“演烂片，不演烂角色”，黄秋生的那些学院派的理论还是被他运用到各种烂片里，英式、美式、俄式、法式、港式……N种表演技巧逐一实践，演技日臻成熟。之后，1999年的《野兽刑警》和2003年的《无间道》让他再次斩获金像奖；2002年，《想飞》则为他带来了金马奖。

寻根英国

曾有人将黄秋生定义为“人民艺术家”，这个在内地官方话语体系内甚为正统的概念，黄秋生却觉名号太重，他更乐得人们叫他“平民艺术家”。在他看来，“人民艺术家”只有戏剧《茶馆》中的演员于是之那样的才有资格叫。然而，也有人曾说，假如从香港找一位演技精湛到可以演话剧《茶馆》的演员，此人非黄秋生莫属。

事实上，黄秋生确实是合适人选。与他的多数香港同龄人不同，黄秋生会讲普通话，会写简体字，从小就有意搜寻内地资讯，通晓历史，读共产主义书籍，读《红旗杂志》，读《毛泽东选集》，看革命电影，唱革命歌曲。采访中，黄秋生甚至兴致大发，随口哼起了“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解放区呀么嗬嗨，大生产呀么嗬嗨”、“坐牢算什么，我们是革命者”，甚至是胡松华的内蒙民歌“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

颇有意味的是，黄秋生的近作《老港正传》原名《老左正传》，因“某些原因”才更名。黄秋生在片中主演一名香港的“老左”，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天安门看毛主席。“左派在香港从来都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就会有被打压的情况，如果是主流的话，香港早就回归了。年轻时我对左派很感兴趣，但我是倾左的，却不极左。”

虽然黄秋生“有时候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然而，黄秋生的身体里又分明流有英国人的血液，爱吃面包，爱喝牛奶，“年轻时候比较像外国人，但又不会讲英语，很自卑。不知道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一直想找回自己是谁。”

同1972年一样，回归前夕的香港掀起移民热潮。演艺圈人士亦不例外，加拿大成为首选，周星驰当时移民遭拒就是一例。事业低谷和疾病双重困扰下的黄秋生也越发动摇，一度萌生移民念头。1996年末，黄秋生决定去英国，进修表演，同时“寻根”。

伦敦机场。一下飞机，空气的味道和建筑就令黄秋生想起了自己喜爱的老香港，那时，“香港很英国”。伦敦让他觉得“非常熟悉”，究竟因为香港，或是因为骨子里的基因，黄秋生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在英国，几乎没人能看出黄秋生的出处，有人说他是日本人，有人说他是欧洲人，甚至地铁里有个人说他是爱斯基摩人，“我终于发现，我寻找那么多年，其实我就是混血啊！根本不需要寻找。”

北上

最终，黄秋生放弃移民想法，决定留守，“去什么地方都有规矩。”太太和儿子则因教育问题移民至加拿大。后来，黄秋生发现自己的留守是正确的，“有香港身份证，去哪里都最方便。”之后，黄秋生的事业红火起来，《千言万语》、《枪火》、《无间道》等好片令他风光无限。

2004年春，亚洲金融风暴背景下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第一期内容开始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放开。低谷已久的香港电影开始再现生机，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大行其道。黄秋生认为，香港电影“北上”是必然趋势。

早在1985年，黄秋生就已“北上”。他和香港演艺学院的同学一起去北影和中戏进行交流活动，“当时巩俐刚毕业，穿着一件当时很流行的花朵透明衬衣来接机，我们几个同学就互相提醒说：‘看！看！美女！’”谈及这里，黄秋生乐呵呵的一副招牌式的坏样。他还不忘自我调侃，“人家现在都国际巨星了，看我多没用。同样都是卖包的，人家卖的是黄金包，我卖的是叉烧包。”

2006年，黄秋生拍摄内地导演姜文的新片《太阳照常升起》，感觉很爽。现在他的工作重心已转移至内地，今年更是有几位内地导演与其洽谈合作事宜。黄秋生认为香港电影已死，现在只有“中国电影”。他自言很喜欢内地，因为“有文化的人多”。黄秋生甚至想和冯小刚合作搞笑片，因为冯小刚“幽默、过瘾”，他甚至愿意为此去学习“北方人的幽默”。他还表示会自己做导演，即将要拍的爱情片就已选定了内地女星范冰冰来演，“我要拍的是中国电影，如果是粤语的话，格局就太小了。”

现在的黄秋生，“更偏向自己是中国人。”若不是因工作还在香港，他甚至很想长期居住在上海。

1997年7月1日傍晚，黄秋生给妻子打电话，“快看天空，妖气冲天啊”；2007年6月，黄秋生发现，香港近来的夜景“真的很漂亮”。

责任编辑：刘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