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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山东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无私者无畏
水母网 2004-11-08 13:37:09 来源:《财经时报》  评论(加载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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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整整20年后的一天,与《财经时报》记者老朋友似的聊天,展露了一位中国改革实践者不懈追求真理的操守和本色

  走近田纪云

  1929年6月  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市西南乡田家东史村,现划归肥城市
  抗日战争期间  组织抗日游击队,在冀鲁豫边区第三抗日中学学习
  194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  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在商业会计学校学习以后第二次入伍,相继任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总会计、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总会计
  1964年  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原因是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时,为给单位补贴副食而由单位开办了一个豆腐加工厂,豆腐卖给食品公司,豆腐渣用来养猪

  1977年  任四川省财政局局长,提出“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观点
  1980年  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1年2月20日  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分管经济工作
  1983年6月  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5年9月  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要分管经贸和农村及农业工作,并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
  1988年  在新一届政府中续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商贸和经济特区方面的工作
  1989年10月  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做《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发言
  1991年11月  在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上做《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发言,主张发展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
  1993年3月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02年  发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据自己的经历总结了25年改革开放的经验
  2003年  退出工作岗位

□ 本报记者 沈小雨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75岁了,他现在一个星期基本上打两次球,但不是过去常打的网球而是高尔夫球——有时候每周打3次——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网球的对抗性太强,运动量不好掌握。

  他也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求是》杂志曾经邀请他担任研究会的顾问,但他以上年岁为由婉辞了。“不过有些活动我一定参加,”他说,“比如纪念小平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和国庆55周年庆典,还有就是去八宝山:有老同志走了,我一定要去送送。”

  自从去年退下来以后,田纪云偶尔会出去和老朋友聚聚会、吃吃饭,最近的两次是和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和经济学家于光远。田纪云评价杜润生是一个“很不错、很有见解的人”,“他耳朵不行了,吃饭的时候还要夫人做翻译”。而于光远虽然已经坐轮椅了,耳朵也有些聋,但“思路很清楚”。

  这就是这位党和国家前高级领导人的退休生活,平和而淡泊,对“退下来”显得很坦然。他曾公开、明确地讲过自己的观点:“年轻的时候不努力、不拼搏不对,而到老了还占住位子妨碍年轻人进步就更不应该了。我们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不要走从学校大门出来进单位、从单位门出来进医院、出了医院的门就去八宝山的路。”

  早在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届满时,68岁的田纪云就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要退下来或者到哪里挂个名,但是没能如愿。“现在好了,多么自由自在,和夫人一起上街买菜,当普通老百姓多好。”他说,“我一直想留点时间给自己,现在退下来了,有时间看书、看电视,另外还写点文章,有回忆纪念的,有总结经验教训的,也有思考问题的——我现在有个好处,主题想好了,两天就能写出一篇文章。”

  除了逢年过节用来给工作人员发点奖金外,田纪云的稿费自己一分钱也不花,而是全部捐献给老家山东省肥城市做了教育基金。他的其他积蓄也大部分捐献给了夫人的老家山东省菏泽市用来建立希望小学。菏泽是山东最穷的地方,当地规定捐23万元可建一所小学,他们则多捐了两万元,希望能为学校多添些家具。 

  田纪云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只读过抗日根据地的中学。他早先在部队里编小报,自己写自己印,又当记者又当油印员,还是刻钢板的,后来在部队当会计,从此走上了经济工作之路。

  不过令他津津乐道的是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教过大学,还在贵州办过好几年学校,其中包括一所财政学校。

  钦佩邓小平

  曾经积极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田纪云对邓小平非常钦佩,他认为邓小平很有远见。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的,那个《决定》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决定》还特别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20年前的那个时候,田纪云当然知道这种改革面临着很多困难,因此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会议上他都强调必须在价格体系改革上有所作为,千方百计突破难点,攻克堡垒。

  邓小平是坚决支持价格体系改革的人物。1985年7月,时任中国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田纪云,到邓小平家里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邓小平说:“早晚要过这一关,迟过不如早过。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然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他还强调指出,今后即使出现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10年没希望。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价格改革会出现风波的预见很准确。由于物价体系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复杂,中国在1985年下半年出现了物价涨幅过高的情况。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田纪云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大会上讲讲经济形势。他做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结果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认为“讲得好”,可以作为1986年的中央2号文件发到全党。

  20年前慧眼识“私”

  作为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田纪云一向认为不破除经济意识形态化的束缚和左的思想禁锢,改革和经济就无法大步前进。在这方面他仍然主张坚持邓小平的3个“有利于”标准:凡是对发展生产力、对富国富民有利的事情,都要大胆去做,不要怕谁说三道四。“在中国发展四个现代化,”他说,“就得放手发展各种经济成分,不能在经济领域里上纲上线,凡事都要问是姓资还是姓社,姓公还是姓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田纪云就提倡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并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有关的文章。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都将被民营经济所代替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将民营经济的好处概括为:吸收就业,繁荣和发展经济,提供各种服务,增加国家税收。他说:“国家不拿钱,不用承担风险,一本万利的事情,国家引导一下就是了。”

  苦心弹奏改革序曲

  解决农业问题是中国改革的序曲。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把这个问题定为“首要任务”。田纪云说,他1946年在山东担任一个区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时,目睹了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土地对农民的重要给他的印象之深令他耿耿难忘,以致一说到时下有些干部为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圈地占地,使农民处于失去土地的困境时,激愤之情就溢于言表。

  1982年,田纪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以后分管经济工作,并协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分管农村和农业方面的工作。根据万里的指示,他带领有关部门的官员到山东、河南、四川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并撰写了3篇考察报告,这对他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分管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起了很大作用。

  有一回,他写了一篇《回顾农村改革历程》的文章送到一个权威的理论刊物,但对方说前半部分不能发表,只能发后半部分。他回答说:“那就全都不发表。”

  那篇文章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很高,可是中国开始学前苏联搞集体农庄,把农民的生产资料都共产了,这是对农民的第一次剥夺;1958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以及让农民“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大食堂是对农民的二次剥夺;前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太苦,而中国的办法是前苏联的办法加上自己的创造,比人家挖得更苦。

  文章的后半部分讲了4个问题:1.被邓小平誉为“农民的伟大创举”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产生和意义;2.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3.坚持并不断完善农村改革;4.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农村基本政策,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

  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一家杂志上,邓小平后来在南巡讲话中也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中国才大有希望” 。

  无私亦无畏

  田纪云自称讲话不招人喜欢,但是讲实话。1997年11月,欧洲议会代表团访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负责接待工作。欧洲客人向主人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官员怕议员,议员怕选民,你们的官员怕什么?”他当时直言不讳地回答道:“我们的官员怕领导。”

  直到今天,田纪云回忆起这一节时仍认为他的那番话“虽然不太得体,但却是实际情况”。

  田纪云一直认为官员应该怕法律的约束和强有力的监督,否则掌权的人就会滥用手中的权利。

  立法和监督正是全国人大的基本职能。在全国人大工作过10年的田纪云后来总结说,人大的主要工作是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官。

  作为最需要自我约束的领导者,不难想像田纪云的熟人和朋友很多,其中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家。但他说:“我和任何人都没有经济关系,但是送酒喝的送水果吃的不乏其人,大家在一起吃饭、聊聊挺自在的。”

  可以说这纯粹属于私人关系的维系。实际上,他家的家具都是自己买的,即使是楼上的淋浴器公家说给报销,他和夫人也表示说“算了,不给公家添麻烦”。

  田纪云喜欢收藏书画作品,比如舒同在1982年给他写的字,黄胄在1984年给他画的画。这种爱好他坚持了20多年,但最近他把自己的藏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他觉得这样做比留在家里传宗接代和拿去送人更有意义。他希望美术馆把那些书画印成画集,然后他亲自寄给每位书画家一本。“捐出去办个画展让大家都能欣赏。”他说,“那些已经去世的艺术家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不过,这位参与计划和实践中国伟大改革的老人最终给自己留下了两幅字——那是已故的有“共和国红色掌柜”之称的陈云写给他的,一幅是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另一幅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责任编辑:刘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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